老兵王培金：日寇弹片至今仍留在腿中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南方电网公司唯一健在的老红军王培金，已有100岁高龄，老人除了耳背，身体还算健朗，不用人搀扶，尽管已是期颐之年，但仍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位血战沙场、带兵冲锋陷阵的营长的身影。

　　

●1915年出生于四川阆中县，是南网唯一健在百岁老红军

　　

●曾两次爬雪山、草地，参加过长征

　　

●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

　　

●从事电力工作三十余载

　　

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老红军的故事……

　

忆往昔：日寇的弹片至今残留在腿中

　　

在家人眼中的王老不善言辞，那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日寇，挥戈南下的往事跟家人聊得不多，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80后的孙男孙女说得更多的是生活琐事，或是应儿孙要求讲会儿革命故事，或是在家人挑剔饭食时触景生情才诉说往事。

　

王培金的家乡四川阆中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李先念、徐向前、廖承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这里转战3年之久。有数据显示，在那个火热年代中，有1.9万阆中儿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7000多人成为革命烈士，阆中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3年8月，王培金和弟弟王培成(后因中途生病没有继续参加革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家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五姐弟，他排行老四。因为没有土地，只好给地主家放牛，当初参军的缘由很简单，“因为红军有饭吃”。1934年，王培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从党的指挥北上南下，经历了一场场残酷战争的洗礼，光荣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由士兵一步步成长为营长。

　

抗日战争中，王培金任工兵连排长、连长，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的公路、铁路及桥梁，摧毁敌人的运输线，王培金的左腿膝盖被鬼子的炮弹击中过，弹片至今残留在腿中。

　

1947年3月，王培金在解放山西运城的一场战役中再次负伤，失去了右脚的第一、二脚趾。据他以前回忆说，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记忆是在渡江战役中，敌人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前行道路上疯狂地布下地雷，为了给突击部队打开通道，作为工兵营副营长的他带领着战士以肉体滚雷，身负重伤。

　

有人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段神话，它是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没有穿的，也没有雨衣，下了雨衣服湿了以后，在身上焐干了又穿，行军又走。”王培金曾经回忆说：“我们穿着破衣烂草鞋开始爬雪山，远远见一朵乌云飘过来，立即天上就下起了大雪。爬到中途，突然发生雪崩，一个战友被卷下悬崖，壮烈牺牲，我们难过得失声痛哭。”这一段经历也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很多时间没有鞋穿，赤着脚行军，脚上常常打满血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树皮草根嚼过，甚至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军用牛皮带都煮来吃了。烧火找不到火柴，就用原始的打火石取火，真的苦不堪言!”

　

“那哈吃得太差了，这些经历给我老伴带来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爱吃肥肥的火腿肉”，与他相濡以沫62年的老伴,今年已80岁的欧莲珠奶奶说，有时候小辈吃饭挑食，王培金就会教育孩子让他们记住老一辈曾经是吃树皮草根过来的，要勤俭节约，懂得珍惜与感恩。

　

无论去哪儿，都是自己走路去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王培金拖着留有子弹的身躯，又随解放军南下到云南剿匪。

　

考虑到伤残情况，王培金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思茅景谷县担任公安局局长，1954年调任普洱公路工程局保卫处处长，1955年调入云南省公安厅工作，后送到北京，在公安学院学习。

　

1956年，学后归来的王培金调入云南省水电设计院任保卫处处长，从此与电结缘。1959年，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宣威电厂的建设中。

　

1979年到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12月1日，67岁的王培金光荣离休。一次次的工作变动，他没有一丝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工作上，最让他们一家人记忆犹新的是，王培金从不向组织要求待遇，从来都是自己任劳任怨。“当时条件差，景谷县公安局只有一张解放牌的吉普车，虽然是局长，但他基本都坚持自己走路，一方面省钱，一方面把车留给生病的同事或用来应急。”欧奶奶说。

　

“宣威电厂是当时云南最大的火电厂，昆明三分之二的电都靠它供。”在宣威电厂时，王培金曾担任过保卫处处长，带领着4名职工无论白天黑夜保卫电厂的安全。曾经在此工作过的大儿媳沈昆回忆说：“冬天温度比现在还低，天一黑家家都要笼火取暖，家里人都生了冻疮。春天里，大风卷起路上的石子，割得脸生疼。”

　

1960年，王培金的爱人带着三个儿子也一并来到宣威电厂工作，分开两年的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先生产，后生活”，王培金一家人暂时住在电厂附近的老乡家里。那一年，王培金的爱人怀有身孕，她说，“房屋太简陋了，用外面下大雪里面飘小雪来形容毫不夸张。”

　

王培金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待就是20年。

　

孩子都靠自己，不拼爹

“他常说，一家人，只要有饭吃、有房住就行了，就幸福了。”欧奶奶说，就连自己的子女，王老都尽量不添负担。即便病情严重需要住院，他从不要求子女陪护。“老来看我干吗，快走快走，忙你们的工作，我没事，两天就好了。”

　

“1975年，响应国家政策，我当时读完高中，就到文兴公社下乡当知青去了，两年后，好不容易有个返城名额，我爹都没有帮我争取，更不要说找工作的事情”，说起来，三儿子王建平年轻时对此还是有些微词。他说，父亲的作风深深影响到了他们四兄弟的人生态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靠自己，不拼爹。”

　

教育子女就一个想法：读书

　

王老很疼爱孩子，每当子女们来看望，开饭前如果有谁不到位，他就会仔细询问。

　

对待保姆，王老更是没有刁难过。“我做好吃难吃他都不说(表态)，问他他说都好吃，他把我当闺女对待。”

　

“老王和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就一个想法：读书。无论再苦再累，都要为孩子们创造读书学习的条件。”欧奶奶笑笑说，现在我们家也算是有点书香味了，学历上看，四个儿子有三个高中毕业，一个中专毕业，孙子辈中，大孙子技校毕业，其他孙男孙女都是本科以上学历。“欣慰的是，大家都像他，爱看书、爱学习。”

　

■终身铭记：最骄傲的两件事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王培金作为云南当时的16名老红军代表之一，乘坐专机被接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南郊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和缅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将士的丰功伟绩。那里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刘伯坚烈士纪念园等12大碑区，共嵌碑4000余块，石刻红军烈士英名12.1万个，为3000余位红军将士建立了个人纪念碑，王培金是其中之一。

　

“他对我对家人都好，值得我爱”

　

说起两老62年的夫妻情分时，欧莲珠奶奶沉浸在了对往事的回忆里。

　

1953年，欧莲珠还只有18岁，在景谷县一所小学任教。此时，王培金38岁，正值壮年。在一次偶遇中，王培金一眼就认定了欧莲珠是自己这辈子要一起度过下半生的那个人。经过组织牵线，年纪相差20岁的两人喜结连理了。“结婚时，景谷县公安局给我们分了一间宿舍，里面只有一张床，结婚时只有一套被窝铺盖，没有喜服，穿的都是工作装”，欧奶奶回忆说。

　

没有锦衣玉食，没有甜言蜜语，但王培金的实际行动让妻子心里暖洋洋的。

　

从参军到工作，王培金从未提出要请探亲假。1966年，组织主动要求王培金回家探亲，回到四川老家后，发现王老弟弟王培成一家生活特别困难，两人一商量决定以后每月寄10元钱给他们，帮助其弟的子女上学。当时王培金及妻子的在经济上其实也是捉襟见肘，因为要赡养妻子的养父母，还要养活他们的4个孩子。但这钱还是一寄便寄了四年。

　

不仅如此，王培金还全力支持妻子寻找她的生父母及4个姐弟。“找到我亲弟弟时他正在昆明上大学，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资助他，还经常叫他回家吃饭，他都没有怨言。”

　

王老的一言一行，始终感动着欧奶奶。直到今日，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欧奶奶说，“老王从来没有骂过我、打过我，无论任何事情，都全力支持我。他对我对家人都好，值得我爱。”

　

坚强个性：王老的“三怕”

　

王老“怕”看病，“怕”吃药，“怕”住院。他的品格中有一种“忍”劲儿和“倔”劲儿，所以大病小病都先忍着。有次家人无意中看见王老的右脚鞋袜有些血迹，才发现其受过伤的脚趾已经化脓，白花花的骨头都看见了，他还说不疼，去医院包了药就坚持要回家，不住院。

还有一次是2011年8月份，他出门遛弯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头上缝了十多针。“不疼，没事，没事。”医生要求住院，他硬是不住，后在医生及子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住了几天。

　

家人印象中，2002年，王老前列腺炎发作，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他才进了医院并迅速做了手术。

　

王老唯一一次主动要求去医院是在他94岁时，前后胸上有严重的带状疱疹。“第一次听见爸爸因为病疼得哼哼”，王老大儿子王建国说。

　

“他其实是为企业考虑，想着医药费能省则省。”欧奶奶一语道破了王老“三怕”的“天机”。

　

长寿秘诀：生活有规律平时多活动

　

离休后，王老的重心是接送孙子孙女上学，做饭。王老身体很硬朗，买米，往3楼扛买回来的煤等重活都是他干，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的常见疾病，“邻居说一点不像70岁的老人”。

　

“90岁前身体都很好，爸爸走路时喜欢背着手，老远就听得见‘咚咚咚’的脚步声，步伐稳重有力”，大儿媳沈昆说。

　

90岁后，王老慢慢患上了高血压、肺气肿两种慢性疾病，但这并不大影响王老的闲情逸致。

　

生命在于运动，王老的生活相当规律，“95岁以前，老伴每天起床、饭后都会出门遛弯四次，之后才逐渐减少，现在身体相对差了些，也为了安全起见，基本上在家走动”，欧奶奶说。

　

一直到现在，王老在生活上都还保持着当年的军人作风，100岁的老人了，自己吃饭，自己铺床叠被、自己洗漱、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不要别人搀扶。包括住院时，每次都自己洗锅洗碗，不要护工帮忙。能自己干的都自己干，着实让人惊讶与佩服。考虑到王老腿脚有些不便，出门时间少，子女们每个月就轮流至少一次带着老人家出门走走，让老人感受一下旅游的乐趣。时至今日，90岁时家里人给他买的拐棍和轮椅，到现在也没用上几次。

　

“要说长寿秘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生活规律，多运动，再就是心态好，人随和”，欧奶奶总结说。

　

尽管王培金老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年事已高，但他依然关心着南方电网的发展，时常关注公司动态，并对南方电网公司、云南电网公司的发展寄予厚望，他说，当年参加革命是为了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后来参加电力建设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今天看到电网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很骄傲，希望公司发展越来越好。同时，希望云南电网公司要培养好年轻的一代，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把公司交给的各项工作做好。

　

如果您身边还有像王老这样的南网抗战老兵，请私信@南网50Hz 告诉我们!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阮松萍 林丹丹 江海）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钱青：杀死他们1个 我们要死4个

钱青，原名钱炳坤，1917年出生于杭州鼓楼的一户大户人家，父亲钱骏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四团团长。1936年，钱青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分到的正是父亲原来任团长、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不愿同室操戈，钱青离开前线回到杭州。

战争残酷

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死三四个

1937年，钱青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1940年，完成学业的他被分配到了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湘鄂川一带。

战争的残酷在一开始就表露无遗。在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上千场战役。钱青说，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最让他感到悲怆的是，每天都有战友死去，出发前还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回来时却只看到挑着行李的勤务兵。打仗时，钱青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炮兵，相比步兵，炮兵的安全系数略高一些，但他们最怕日军飞机轰炸，被炸弹丢中，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难对付，杀死他们1个，我们要死三四个。”日军武器好、装备好、训练有素，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钱青仍记忆深刻。偶然的一次，钱青发现日军不光碉堡工事做得好，而且每个碉堡里还安装了一根铁链，这是为了防止机枪手逃跑，提前把他们锁在里面。

命运浮沉

3次26年的劳改劳教生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一触即发，欢庆胜利的同时，钱青也为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深感不安。“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他毅然解甲，从湖北前线回到杭州老家。之后，他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1947年，他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钱青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他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然而两年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杭州某小报随即登出消息——“潜伏匪特钱青已经被枪决”。妻子看到报纸，还跑到松木场找他的尸体。

之后，他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右派”等多项罪名，去劳改、劳教，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钱青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2004年，他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那时他已经87岁。

在孩儿巷豆腐巷钱青12平方米的居室里，讲起战争和战友，他时常动情地拿毛巾擦拭眼角。98岁的他满头白发，白衬衣配休闲外套，清爽优雅，斯文俊朗。记者感慨他像个孩童。“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他目光坚定，“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说话。”

老兵王达洪：青年人就应该报效国家

王达洪，又名王道，1917年11月12日生(农历)，江苏金坛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怀着投军抗日的决心，流亡武汉。1938年1月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一总队军训大队，7月15日毕业。1940年8月在广东韶关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分配到西安第7分校第10总队。1942年3月12日毕业，留校任助教、区队长等职。1943年调到陆军暂编24师任上尉参谋，年底，参加登封战役，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中左臂，住院治疗后调回中央军校7分校，直到抗战胜利。

“国难当头，青年人就应该报效国家”

王达洪，1917年出生，江苏金坛金城镇人。1936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从无锡洛社师范学校毕业，任教于金坛县东墟桥小学,投身教育事业。老人说：“当时的理想是，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然而，王达洪的理想被迫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11月日军攻陷常州，王达洪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也就没有个人。”他毅然放弃教师职业，怀着投军抗日的决心，流亡武汉。

王达洪说：“当时国难当头，我们青年人就应该报效国家。”老人提起往事，情绪依旧高昂。“民心军心，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日本人赶出去，保家卫国。老百姓都拥护抗战，如果不抵挡日本，大家都成亡国奴。当时国家有口号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王达洪给我们讲述自己当年弃笔从戎的往事时说。

1938年1月，心怀从军抗日决心的王达洪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一总队军训大队（时干训团长为蒋中正，副团长为陈诚，教育长桂永清，总队长杨厚采），7月15日，王达洪从武汉战区军训科毕业。1938年8月，王达洪被分配到广东省国民军训处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广东中山大学）任少尉助教，广东沦陷后调陆军115兵站医院任中尉管理员。

1940年8月，王达洪在广东韶关，又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被分配到西安第7分校第10总队通讯科学习，当时教育长为彭克定，1942年3月12日毕业，留校任助教、区队长等职。1943年，王达洪调到暂编24师任少尉参谋。1943年底，参加登封战役，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中左臂，住院治疗后调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分校，任区队长，直到抗战胜利。

走上抗日战场，抱定必死必胜信念

王达洪老人说：“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士兵军事素质其实都不如日本。日本训练一个士兵，500发子弹专门用来打靶练习枪法；而中国军人直到上了战场才只有十几发子弹。设备方面，一开始中国只能用有线电，美国参战后，无线电才引进来，但数量很少，每一个师有一个无线电排，剩下的只能靠人传。

王达洪说，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会写好遗书交给留下的战友，嘱咐说自己如果回不来就麻烦转交家人。他们深知自己的装备水平以及军事素养不及日军，但仍然无怨无悔，前赴后继，抱定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念。

正是当年无数热血青年，心怀保家卫国、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朴素的爱国主义，才毅然选择走上战场，痛击日本侵略者。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河山一寸血，他们当年的牺牲终于换来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登封会战：连说三个“很惨”

1943年11月，王达洪所在的部队驻扎黄河边上的大荔县，主要任务是守卫河防。此时登封会战打响，日本人企图先打下登封，接着占领灵宝，沿陇海路进潼关，直杀西安，如果这一企图成真，中国的整个西北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当时，日军动用3个师团，总计五万人，国民政府也集中5个军，大约七、八万人，与日军在河南登封拉开血战。国军虽然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是士兵的军事素质以及武器装备都与日军有一定差距，再加上日军有空军支援，空中优势明显。王达洪说，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调来增援，但依旧抵挡不住日军猛烈的进攻，后来国军败绩开始撤退，途中王达洪的左臂被日军弹片击中受伤。

登封会战，中日双方打了约两个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回忆起那场战争的残酷，王达洪连说了三个很惨。他说：“我的那个连，一共160人，后来只剩了六七十人，三个排长，牺牲了两个。很惨，很惨，很惨。当时我们的整个部队有七八万人参战，后来到宝鸡休整时已经不足4万。死了太多啊，可以说，这是中国八年抗战的缩影，抗日的胜利都是拿血拼出来的，这个历史不能忘。”

“我个人沧海一粟，但历史不容遗忘”

王达洪老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新中国。八年抗战，我们是四万万同胞心一样。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枪口一致对外，瞄准敌人，凭军心民心来战胜日本的。”

老人说：“学历史，我们应该铭记历史。虽然中国人以和为贵，不讲复仇，但我们要接受教训。抗战的教训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防，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等于任人宰割，所以一定要强军。现在中国得到世界的尊重，说明我们的实力在增强。一个国家不能忘记任人宰割的日子。铭记历史，奋发图强才能屹立于世界。不是说不要遗忘我们，我个人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历史不容遗忘。”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王达洪老人希望后人记得那段艰辛的历史，记得那段血泪铸就的历史。当年山河破碎，青年从军抗日，为的是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了，但历史还在，历史中当年的抗战老兵还在，他们见证和守望着当年一个民族不屈的记忆。

采访结束后，王达洪老人的两位黄埔同学前来看望，我们与三位抗战老兵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告别老人时，王达洪老人一直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离开。

老兵李长清：国难当头 男儿保家卫国

李长清，出生于1918年，原籍河南新乡，现居江苏省常州市白云路。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步科，参加过1939年修水战役，江西上高会战，长沙保卫战浙赣战役和衢州会战。

抗战投军，全家遭难国仇更添家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长清老人讲述当年参军情形：“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我当时20岁（虚岁）正读高一，我想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男儿应当保家卫国上战场，我在当年秋天到洛阳报考黄埔军校，分在步兵科学习。”

李长清给我们讲到：“哪知，我离家不久，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离我家乡不远的西平火车站，把火车站夷为平地，我父亲当时就在车站工作，父母和两个弟弟当场都被炸死了。我在军校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死的真惨啊！我一家人都被炸死了，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必须血债血偿！”

当年，李长清投考黄埔军校。初试过后，赴洛阳参加复试。曾路过父亲的工作单位，因行程紧张，就没有与父亲告别，谁能料到那竟然成了永别。李长清到了军校，给家里写信，但不久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李长清四下打听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已经被日本人炸死了。

数次生还，前打修水负伤后战浙赣幸存

1938年10月，李长清从黄埔军校14期步科结业，被分配到江西第49军第105师任排长。1939年，侵华日军在武汉战役后为了割断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联络，发动了修水战役。李长清率部参加了当时的修水战役。武汉失陷后，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与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指挥的第三战区部队在这个地区对峙于修水两岸。李长清在战斗中肩膀受伤，但仍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来由于伤势过于严重，被送回后方医院。

李长清回忆起当时的惨烈战斗说：“修水战役，我们105师损失了很多人。” 李长清在后方医院接受简单治疗后又返回部队，继续指挥战斗。根据上级命令，李长清所在部队此时被调到杭州萧山和日军对抗，采用口袋战术先诱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日军。当时，日军非常狡猾，那场战斗中国军队打得也异常惨烈。之后，李长清又接获命令，赶往福建，前去守卫一座山头，并升任机枪连连长。

就在那次守卫山头的战斗中，李长清率部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在撤退途中却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李长清亲眼看到许多战友壮烈牺牲。李长清的公文包背带也被打断，他自己竟然大难不死，侥幸逃出日军的追击。李长清回想起这段往事，不由感慨万千：“我命大，公文包带子都断了，敌人的子弹也没打死我。”

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发动浙赣会战。这场会战包括了金华、兰溪地区战斗、衢州地区战斗、上饶、广丰地区战斗、浙赣路西段战斗、临川地区战斗、丽水、温州、松阳战斗等一系列的战斗。当时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曾经一度占领衢州机场，但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最后日军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伤亡1.7万人（日军战史记载）。李长清提起当年的浙赣会战，依然不能平静：“那次我们部队跟日军打了三天三夜，山上的尸体不知道有多少。”

差点赴日，晚年养老院里找到爱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11个同盟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选举麦克阿瑟为占领日本的盟军司令，统一处理对日军事占领。考虑到中国在对日作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要求中国派出军队进驻日本。

1946年，蒋介石令荣誉1师、荣誉2师合编为67师，准备进驻日本。2月份，部队在上海江湾整编。把老、弱、丑、矮的官兵调离，从其他部队选五官端正，身高1.70以上并有文化的官兵补充。当时在49军105师任上尉副营长的李长清被选中。

当时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商量后，一同成立了后勤单位，就是当时的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独立第一兵团支部，下设三个分站。李长清就被分配到后勤，前往上海，准备赴日。当时，已有中国军官先期赴日，选定东京部队驻扎地点。后来，因为内战开始，赴日占领计划旋即取消。李长清老人每每讲到这里，心情都很激动，至今引为遗憾。

解放前，李长清回到老家当了农民。后育有一子，现在已六十岁了，儿子和儿媳都已退休，还有两个孙子也都已各自成家。目前，李长清老人生活在养老院里，还意外在养老院里又找到了自己晚年的爱情。在当地志愿者的撮合下，李长清与同样在养老院生活的洪奶奶这对夕阳恋共同生活在一起。李长清老人的儿孙对此也表示支持，两位老人相互照顾，彼此扶持，都感到很幸福。

李长清老人告诉我们：“她（洪奶奶）心脏不太好，所以每当心情不好，我就抄一张《不气歌》递给她：他人生气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出病来无人替……”李长清每天准时给洪奶奶量血压，调制健康粥。洪奶奶则给他洗衣服，洗脚，剪脚趾甲，做针灸……李长清老人说：“我们是在有限的生命相爱。”

老兵刘维詠：抗战对得起中华民族

刘维詠，1919年3月3日出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他参加中国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成为抗敌后援队一员。后日军占领江苏，家乡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他流亡到湖北武汉汉口难民收容所，报名参加了晋察冀游击队，在河南一带和日军打游击战，后又去了洛阳一战区中央军训部参加学生中队，之后在汉中一分校17期19总队5大队步科学习，1941年军校毕业后分在第9军54师警卫连（即特务连）三排当少尉排长，第二年就当中尉排长，1943年洛阳会战后升任连长。

“誓死不做亡国奴，抗战对得起中华民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18岁的刘维詠是无锡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一个月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保卫战打响。学校因战事停课后刘维詠曾亲见日军残害中国人民，年少的他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成为抗敌后援队一员，为中国士兵运送毛巾、热水和馒头，做慰劳、募捐和救死扶伤等工作。

三个月后，日军在浙江登陆，攻陷嘉兴，从后方包围上海，中国军人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退出战斗，上海失陷。不愿做亡国奴的刘维詠开始流亡生活，经安徽辗转到汉口难民收容所，刚好有部队招青年参军抗战，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晋察冀游击队，在河南一带和日军打游击战。刘维詠老人介绍说，当时由于游击队装备落后，不能有效打击日军，他就去了洛阳一战区中央军训部参加学生中队，之后在汉中一分校17期19总队5大队步科学习。1941年军校毕业后分在第9军54师警卫连（即为特务连）三排当少尉排长，第二年任中尉排长。

1943年，日军进攻洛阳。刘维詠所在部队奉命赶往阻击。身为排长的刘维詠在阻击战中身先士卒，率领士兵向前冲锋。不幸的是，遭到日军隐蔽炮火的扫射，一个排，受伤了三十多人，四名战士牺牲。刘维詠不畏牺牲，命令部下拿上手榴弹与自己一起匍匐前进，在接近日军阵地时扔出，最终一举消灭了前面的敌人。由于日军强大的攻势，加上敌我人数悬殊，洛阳最后还是沦陷。刘维詠随军撤退至山西境内，因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荣升为连长。

后来刘维詠随部队路经贵阳，参加过都匀独山阻击战；后又转战广西，参加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8月14日攻打桂林预备战时，反攻前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参战的中国军队欢呼雀跃，纷纷向天鸣枪庆祝胜利。“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刘维詠老人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眼角不觉湿润。“我们做的事情，对得起中华民族。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日本人赶出去，誓死不能做亡国奴！”抗战胜利后，部队被编为13军54师162团1营，刘维詠后任营长。

抗战遇福报，热心邻居照顾老兵十五年如一日

1961年，刘维詠来到江苏竹箦农场种菜，先任组长，后成为菜园子负责人。1983年政府落实政策，年满64岁的刘维詠按照农业工人退休，认定工龄21年，月退休工资2000元。从那时起，刘维詠便孤身一人住农场旁边的两间小平房，房内只有简陋的家具。刘维詠行动不便，老人的凄苦晚年，让住在旁边的邻居曹宝才夫妇于心不忍。好心的曹宝才夫妇便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义务，为老人按时送饭，陪老人聊天，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刘维詠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无锡侄儿家里，2014年初，因为不舍与曹宝才夫妇的情谊又重新回到农场，刘维詠被接到了邻居曹宝才家中，俨然一家人。朴实的曹宝才夫妇，现在也已经年近古稀，仍然无怨无悔的选择照顾刘维詠老人。父母的善心，让曹宝才的女儿也加入到父母的爱心举动中，一家三口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照顾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兵“爷爷”。

“今天的中国，我想在这样的世界里多待几天”

刘维詠老人告诉我们，他小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外国进口的，比如自行车、无线电，连钉子都叫洋钉，当时的中国甚至没有一家自行车工厂。老人说：“现在的中国，别说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连飞机都是我们自己造的。这说明我们中国是了不起的！”

刘维詠老人说：“我们也盼望这一天，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快到尽头了，我的希望现在看到了。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可以是自豪的。我是有福气的，我想在这样的世界里多待几天。”

刘维詠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说：“希望全国年轻人都要为中华民族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让伟大中国梦可以实现。千万不要打仗了，打仗是最可恶的，第一会死人，第二会破坏。这是我的终生企盼的。大家要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要走到世界的前列，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刘维詠老人说：“希望我死后骨灰可以进入抗战老兵墓地，我的一切属于祖国，我的一切属于人民。”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桑榆晚景之年依然不忘自己是抗战老兵，依然心里惦念着国家和民族，让人钦佩！

老兵何洪信：几度梦回吹角连营

何洪信，1919年7月出生，河北人。1937年加入29军冀北保安大队，司令石友三。亲历卢沟桥事变，部队边打边退直到江苏。后因伤势过重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抗战后返回老家，做了一名平凡的农民。

因家穷参军，把自己“当”了三十元河北币

我们从当地志愿者口中得知，这天恰是何洪信老人亡妻三周年纪念日，老人刚从外面祭奠回来，一直在等着我们。在得知我们到来，老人坚持拄拐站起来要出门迎接，甚至拒绝别人搀扶。何洪信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脸上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像一个孩子。

在讲述当年那段参军历史时，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家里穷啊，村里面征兵，每人30元河北币（当时的货币），我就去参军了！”在他刚刚参军不久，日本人就拉开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而刚刚参军的何洪信，便被紧急调往卢沟桥附近增援，有幸亲历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2月，何洪信被和部队一起拉到了北京丰台。面对满载中国新兵的列车，何洪信老人说，当时日本鬼子拒绝通过，老人讲述到：“后来带兵的长官和鬼子交涉了一个晚上，说这些兵是到北京维护治安打土匪的，鬼子才把在敞篷车上被冰雪淋了一晚上的这批中国新兵放过去。”顺利到达丰台后，他们这支29军新兵队伍被编入了同属29军的冀北保安大队。

亲历卢沟桥事变跟“老日”作战从麦苗打到麦黄

老人回忆到，当时的司令石友三还是不乏民族气节，他把新兵拉到北面距离北京5公里处的皇室宫苑附近，队伍天天冒严寒操练，那时候部队上下谁都明白跟“老日”（河南籍抗战老兵对日本军队的称呼）早晚会有一仗，双方士兵摩擦不断，大家憋足了劲练兵。

6月，驻守南苑的中国部队跟日本军队摩擦升级，因为双方在一片坡地打靶引起争端，继而鬼子又借口士兵失踪，对驻扎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开了火。当时何洪信所在的部队被紧急调到卢沟桥附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洪信老人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来他们退到了沧州，一边与日军继续作战，一边和兄弟部队向南撤退，直到濮阳。

何洪信老人讲述，在濮阳黄河边落脚的石友三，这时惧怕起鬼子的凶猛，心里打起了投敌卖国当汉奸的主意，并公开和鬼子来往。当时石友三的把兄弟，同样驻扎在濮阳柳屯附近的高树勋得知消息后，果断设计将石友三诱入自己营地的会议室，并令卫兵将毫无防范的石友三活捉，两天后将这个投敌叛国的汉奸用绳索勒死埋在黄河摊上。

于是何洪信老人所在的部队，就编入了新八军高树勋部队的二十八师第二旅三团三营，继续跟日本鬼子作战。何洪信老人感叹道：“我们从濮阳的徐镇到曹州一直打到江苏过陇海线，跟驻江苏的鬼子血战，从麦苗时节一直打到了麦黄，惨啊！”

抗战伤痕累累，仍旧感到幸福和“赚了”

在一系列的对日作战中，何洪信老人的腿和胳膊已多处受伤，在江苏负伤后被转移的部队托付给当地一个乡长照料。老人讲：“当时这位不记得姓名的乡长，对我们几个伤员非常好，把好吃好喝的都留给我们吃。”

“乡长对我们伤员特别好，日本人来了，还把我们藏在地窖里，要没有他，我可能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老人讲述到。两个月后，何洪信基本伤愈，但却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就和两个濮阳的战友一起回家，路上也是历经磨难，当时有很多一人多深的交通沟，过沟时就让人用绳子把他们放过去，再请令一边的当地百姓把他们用绳子拉上去，何洪信终于平安回到了村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还找人写信给那位好心的乡长报了平安。对于这段传奇经历，老人一直在说，“我赚够了，抗日活下来，为家里赚了钱，还能回来生儿育女，多好啊！” 老人对于生活很满足，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自足，与许多战友相比，他已经感到足够幸运了。

几度梦回吹角连营， 谈起抗日肉搏：杀！杀！杀！

在拍摄过程中，何洪信老人几乎都带着笑脸，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乐观、豁达的心态让老人给人特别亲近的感觉。然而一提起“老日”，何洪信老人瞬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俨然一个怒目金刚：“日本人坏啊，到处杀人，奸淫妇女！”，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了，每每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老人依然愤怒不已。

老人愤怒地给我们讲述了当年肉搏的情景：“那时候和老日拼刺刀，你打不过他就得死啊。”老人一边讲一边不由自主地比划并喊了起来： “杀！杀！杀！”老人好像一下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仿佛正与日本人阵前激烈的搏杀一样。

何洪信老人，抗战时期几次死里逃生，如今身体也是伤痕累累，老人身上现在还有很多当初的炸弹残片没有取出来，一生波折。老人坐在没有炉子的屋里，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这位曾经抗日战场上奋勇搏杀毫不畏惧的英雄，如今晚景如此凄凉，让我们每个人不觉落泪。一直到送我们走，何洪信老人执意拄着拐杖到门口，与我们挥手道别。

据当地人介绍，我们现在看到的村外两间孤零零的小瓦房，是村里的好心人给盖得，老人女儿已经瘫痪在床，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儿子五年前去世，只有也已经70多岁的儿媳妇五年来一直照顾着老人，儿媳的听力不好，有时候交流很困难。

老人住的瓦房，实在是太简陋了，屋顶只有一层薄薄的瓦覆盖，基本无法御寒，站在房子里，寒气逼人，就连房子的门也都是从别人家四处找来的，家里摆设的都是陈年的旧物什。老人只好整天穿着棉衣棉裤坐在床上，看看破旧的电视，偶尔扶着轮椅站起来在房子外面走走。我们为老人拍摄口述历史时，特意让老人把棉被盖在了腿上。

老兵吴淞：重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吴淞（法名，释来空），192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38年8月16日，在长沙从军，隶属于孙立人领导的税警总团，1942入黄埔军校第11期七分校南岳军官训练团受训，参加过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1949年12月离开部队回长沙定居，1998年12月在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法名释来空。2010年来常德乾明寺（常德德山战役旧址）潜心修行，为战友超度亡魂。

坚守历史正义，几十年后重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为什么会对几十年前的事情日夜牵挂？一个固守往事的人又如何皈依佛门，六根清净？他放下了什么？又坚守着什么？

老人家人告诉我们，几年前，在湖南常德市相关部门召开了一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众多抗战老兵被邀请参加。在会议进行的时候，一个身披袈裟的老和尚突然走进了会场，在与会者诧异的目光当中他慢慢走到会场最后一排。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一言不发，只是仔细地听，在小本子上还不停地记，会议临近结束，主持人问还有没有人要发言，这时候老和尚举手要求发言，他走上主席台挥臂高呼：“中国人民不可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先烈永垂不朽”。之后转身离去。

这位老和尚，就是吴淞，常德会战幸存者之一，一个已然在青灯古佛旁放下执念却依然坚守某种信念的抗战老兵。他相信历史不容遗忘，于是牢牢铭记，用七十年后的振臂一呼让历史的印迹越发深刻。在他的一声呼喊后，一段尘封的往事重新走近人们的视野。

吴淞老人对我们说：“很多年轻人不懂抗战那时的历史，所以我要讲。年轻人要铭记历史，现在慢慢地我很欣慰。”

少年抗日卫国，投笔从戎入孙立人税警总团

吴淞，现年92岁，出生于湖南长沙。据老人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正在初中读书的吴淞走在大街上，看到到处是抗战标语，连拉车的都把口袋里的铜板丢到募捐箱里，青年学生当兵的特别多，还有女学生，深受感动。他说：“我当兵去，没钱我可以出力，那时候我16（虚）岁。”吴淞报名参加了孙立人领导的税警总团。

老人说：“税警总团是财政部的装备，但是军事委员会可以指挥，税警总团在上海淞沪会战打得很好，团长孙立人后来升了中将，但是番号改了，不叫税警总团，叫做财政部盐务总局7师总队。都是美国装备。”吴淞当年通过考试被注册为上等兵，1938年8月16日报名，8月21日就随部队出发，由长沙到贵州。老人说：“由长沙到贵州有1942华里，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

1939年，吴淞连升三级，成为上士排副，后被借调到炮兵通讯排两个月，后由孙立人兼指挥官的贵州省第二西进区民众抗日自卫临时指挥部成立，吴淞又被调到指挥部政工组做准尉副员。老人解释说：“副员就是机动人员，哪里需要调哪里。”吴淞在政工组协助成立政治工作队搞宣传，还成立了一个民卫集团。由于吴淞政工宣传工作效果好，1941年被升为少尉。1943年，吴淞又被调到第九站区兵站总监部任中尉联络参谋。

参加常德会战， 一路艰辛奔赴战场

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了一场战争——常德会战。会战爆发时，他所在的第10军在湖南衡山附近驻防。当时日军第11军出动约9万人进攻常德，中国74军号称虎贲军的57师苦战16昼夜，8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300人了。

当时，日军包围常德，形式危急，薛岳命令衡山第4军下属3个师增援常德。吴淞又调任第3师联络参谋，参加常德会战。老人讲述：“当时一路上非常辛苦，那时衡山到常德没有铁路，公路也被破坏了，行军只好由衡山、湘潭这一路走来，平均每天要走150里，当时还不能做饭，我们把米放锅里放点油，放点盐吵了，就像灌香肠一样，放在蓝布袋里，每人发一袋，背在身上做干粮，一路走一路吃，口干了，田地里，溪水里，池塘里弄口水喝，晚上有时实在太累了，背靠背，坐着睡个20分钟，就又出发。”

四天三夜的急行军之后第10军于11月30日到达常德外围，第3师强攻德山。

日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又有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但国军将士不畏强敌，对德山志在必得。激战一天，双方伤亡惨重，我军趁隙猛进终于夺回德山。次日，惨无人道的日军增援部队赶来，竟然使用毒气作战，国军严重减员，德山得而复失。常德方面，国军从城郊外围到城内屋角每一个角落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与白刃肉搏战，12月4日，在电讯中断、江西援军未到的情况下，常德沦陷。

战斗惨烈少生还，有虎贲军护旗百姓多落泪

老人讲述，当时自己本来的任务是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军粮消耗情况及时向总监部汇报，以利调度和补给，但战至最激烈的时刻，情况紧急，已经不分后勤与前线。吴淞主动请缨，参加战斗，与全部官兵同仇敌忾。亲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吴淞国仇家恨都涌上心头。

老人说：“战斗非常惨烈，1943年12月3日，德山争夺战打响，德山有个老码头，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一公里就死了1400多人！” 后58军、44军赶到，中国军队汇合猛攻德山，6天后，中国军队收复常德。此时，固守核心阵地的虎贲部队8千余人仅83人生还，吴淞所在的营只剩3人幸存。

吴淞老人说：“常德打得很惨，遍地是死尸，房子没有一间好的。收复常德后，士兵们用竹竿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来，两个士兵端着枪，穿的整整齐齐，那时老百姓看了很高兴，看到护旗的哨兵背面缝了一个虎贲部队，就知道虎贲部队在哪里站岗，都流泪了，哨兵也流了眼泪，当时57师就叫虎贲部队，这废墟中的旗帜，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战史记载，常德会战国军以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惨胜”日军，为抗战局势的历史性扭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世界各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此战被西方国家赞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忠孝家国一体，抗战挺立男儿脊梁

当年吴淞投军抗日时，尚未满16岁。血气方刚的吴淞自忖家贫，没有钱财可以捐献，不顾自己年幼也没有跟父母商量直接报名参军，尽忠保国。临走，母亲去送他，对他说：“你当兵是为了抗战，我不阻拦你。但有时间要经常写信回来。待人处事要将心比心，不要因为是军人，就随便欺世凌人”，年幼的吴淞向母亲敬了一个礼就出发了。

吴淞后来才知道，在自己走后，在当地铁道上为抗战秘密服务的同胞哥哥被日军抓住，虽然在群众的压力下日军最后放人，然而背后却又对其下毒为哥哥打了细菌针，哥哥回家38天便暴病身亡。当时兄弟俩都21岁，兄弟情深，国仇家恨凝于一身，吴淞的抗战心情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吴淞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在非常时期，孤身一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回到家中把母亲接到部队驻扎的地方。战友们被吴淞的义举所感动，科、处级领导则分别设宴为其母安惊洗尘。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获息此事后，亲笔挥毫“忠孝两全”横幅赠与吴淞以示赞赏。

大陆解放前夕，吴淞心念家人，心忧祖国，所以放弃台湾的前程，毅然决定留在大陆。照顾家人的同时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吴淞老人，少年毅然参军报国，在抗战危境中孤身救母，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下，吴淞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选择了坚守心中的忠孝大义，一力担起为国为家的重任，在老人心里，国与家融为一体，汇合成一个傲然挺立的男儿脊梁。

选择坚守与放下，一个老人的不舍与淡然

2014年4月14日，对吴淞老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台湾国军上将、总参谋长郝伯村先生到访大陆，参观抗战遗址，并到常德乾明寺看望吴淞，二人品茗交谈，俨然一对久未谋面的朋友。他们都曾在孙立人将军部队参加抗日，如今一个是卸任的国军上将，一个是走出方外的来空大师，本都是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时光飞逝，物转星移，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穿越时空界限再次聚首，依旧对往事念念不忘，可见那段历史已经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迹，即便历尽沧桑，总有不可释然。

6月22日，吴淞老人应郝伯村之邀，随同“跨越海峡的团聚”中国大陆民间访问团抵达台湾，顺便去探望71年前与他在常德共同抗击日寇的战友赵清福。吴淞老人说：“两岸开放之后，我们见过4次面，第一次是1989年，最后一次是1994年，到现在也过去20多年了”。二人见面闲话家常，互相问候。虽然甚少谈起战争的话题，但二人的相聚与分离却战争往事密切相关。

老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很难想象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不顾舟车劳顿，远赴台湾看望战友，见面之后不谈战事只话家常，其中的不舍与淡然又有几人能够读懂？在探访过程中，我们看到老人家里厚厚的一本相册上静静地躺着四个字：来了，空也。

多少岁月，都匆匆过去了，唯有心中那份对于当年抗战情怀，对于战友的思念依然难忘。也许“来空”表明淡然，老人已看淡名利，看淡生死，看淡冷暖与恩仇。坚守常德，是吴淞老人终身难忘的一次惨烈战斗，战友牺牲的悲壮和惨烈老人至今记忆犹新。从那场战斗中老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残酷，更有无怨无悔的责任与担当，守卫战友，也是守卫那种坚守的精神。

1998年12月，吴淞在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法名释来空。如今，法名“来空”的吴淞老人，已经在乾明寺守卫战友亡灵四年了。

老兵王金岺：我最近最高兴的就三件事情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听王老的故事……

王金岺

1925年生，山东齐河人。1945年5月在冀鲁豫边区独立团山东长青警卫连入伍，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1954年11月开始，先后在云南以礼河水电局、原滇西电业局任职。1982年12月离休。

王金岺：我最近最高兴的就三件事情，一是就是（纪念）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是最大的事情。二是我过了我的90岁生日；三是我跟着伟大的党，走向革命道路70年。

当我们叩开了抗战老兵王金岺的家门，王先生和女儿王凤云在客厅里等我们，紧凑而整洁的客厅里，鱼缸里金鱼在水草之间自由自在游动，沙发和茶几，对面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一部抗日电视剧。90岁高龄的王金岺精神矍铄，当听明白我们的来意以后，老人调低了电视机的声。随着采访的深入，老人陷入了沉思，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激愤、时而欣喜。我们随着老人的讲述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在苦难生活中学会了“一硝，二磺（硫磺），三木炭”

我1925年4月生，我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齐河县，这里离济南很近，大部分地区与济南就隔一条黄河，过河后便是济南长清区。尽管离大城市很近，那时我家很穷，穷到没饭吃。我从8岁逃荒、讨饭，整天拿着打狗棍，从齐河到德州，再到济南，一直到15岁。没办法，只有以野菜、糠皮充饥。

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汉奸队、土匪横行乡里，纳粮、要钱，穷人的日子更加难了。为了过日子，北方盐碱地多，我们一家熬盐巴。上山砍好柴，推着独轮车，一家人轮流一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加柴火烧一大锅水熬盐，最后得到三种东西：盐、硝和卤水。一个月下来，勉强得到20多斤盐换粗粮充饥。一家人这样工作，还是入不敷出。因为生活艰难，贫病交加，没有钱治病，几年之间，13个兄弟姐妹只剩下我和妹妹。家里只剩下四个人了。“一硝，二磺（硫磺），三木炭”，这期间，我了解了制造地雷的重要材料，为后来的战斗生活积累了经验。

日本鬼子的暴行令人发指

16岁那年下半年，日本鬼子就到了我们村子，强迫村民修碉堡出工。那天，由于没日没夜地劳动，外村一个老人拉肚子，蹲着起不来，他捂着肚子比划着，无比痛苦，向一个抬着刺刀的日本兵求情。日本鬼子逼着叫他起来干活，在苦苦挣扎要爬起来之际，另外一个日本兵过来，二话没说，用枪托几枪托打到老人脑袋上，把老人活活打死了。后来，我们召集村里的村民，含着眼泪把死去的老人抬走了。

日本鬼子住的地方叫潘店村，村子很大，有2000多户人家。住着25个鬼子，150多个伪军，有东西北门，只有北门开着，有鬼子站岗。日本鬼子进村里，人都跑了。可时间一长了，又得回来补种一些庄稼，日本人发良民证，出入村检查。进了北门，有一户姓潘的人家，两口子刚刚结了婚。那天，姓潘的人家两口子回来想补种点庄稼，刚进门，冲进来5个鬼子，把妇女捆起来，把他丈夫也捆起来。5个鬼子当着丈夫的面，轮奸了他的妻子，然后用刺刀刺死了妻子和丈夫。老人说起，日本鬼子残暴的情景，声音哽咽。

17岁那年，我和一个侄子到济南去打零工去，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开的药厂。后来到18岁，累不住了，我只有逃走，到砖瓦厂打工，谁知这厂也是日本人的，逃离了虎口，又陷入狼窝、日本人用刺刀逼迫我们，一天干18、19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月亮西落还不收工。日本鬼子阴冷的太阳旗，笼罩着乡村，山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铁骑下呻吟。

成为八路军战士驰骋在游击战场

在砖瓦厂干了7个多月，我悄悄离开砖瓦厂。回到家，我们这个村子离日本鬼子据点近，没地方去，只好在家附近东躲西藏。读书年龄错过了，就是正是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又去哪里找一块五的“袁大头”（指的是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交学费啊，看看自己苦海无边的生活发愁。突然有一天，肖华支队的骑兵团从我们村子旁边路过，看到军纪严明，威风凛凛，冲锋杀敌的军人，我脑子里萌发了参加八路军的念头。

1945年5月，我本家的一位叔叔管征兵，他说是八路军，是好兵。本着“为吃饭去”的想法，我把名字改为王金岺逼上梁山(我在家时候名字为王铎铭)，我和叔叔还有一位姓田的同村年青小伙子，三个人偷偷去报名当了兵。为避免日本人追查，我告诉婶婶说，别人问起来，一定要说我到济南打工去了。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一个婶婶给母亲讲，说我去当的是好兵，是八路军的队伍，母亲深明大义，非常支持我。

我们在齐河县境内，边打游击，边训练。2个月后，冀鲁豫边区独立团成立，我被编入独立团下属的山东长清三团警卫连，毅然决然加入了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山东战场。我把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残暴的悲愤，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恨，化作作战的勇气和力量，抱定誓死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在上百次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斗中，我和战友们冲锋陷阵，驰骋在游击战场。

中国人民以鲜血和汗水，以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15年的抗战，8年全面浴血抗战，当胜利的曙光来临时，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每天都是隆隆的炮声和接连不断的枪声

解放战争打响时，1946年，我们冀鲁豫边区独立团攻打国民党的一个据点，我是机枪班的，我和两边一边一个战士，敌人接连不断扔下的手榴弹，我小腿被炸伤，伤痕至今清晰可见，可我继续坚持往前冲。右边的战友下巴被炸脱落，右边的战友耳朵被炸掉了一块，可我们继续冲锋在前。

副班长是一位38年参军的老革命，见到我裤子上渗透的鲜血，问：“小王，你怎么了？”我说：“负伤了！”“你等着！”我不想走，我以年青人的勇气和执着，坚持着爬上梯子，用机枪消灭了盘踞在碉堡里的敌人。下梯子的时候，腿疼得厉害，可谁知炮弹、手榴弹一接连向梯子飞来，我眼疾手快，一把把它梯子拽出来，我也随梯子上落了下去。后来，我因负伤在医院里住院了一个月。那一次，我立了团里的三等功。

出院以后，继续战斗。我最难忘的是淮海战役，每天都打仗，每天都是隆隆的炮声和接连不断的枪声。那时，打仗和吃饭是最大的事情，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官兵一致。大家都充满战斗激情，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都很振奋、高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反动、独裁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陈文英：我在番禺抗日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听陈老的故事……

陈文英，男，1924年出生，广东珠海人，原珠海供电局局长、党委书记， 1945年加入东江纵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湛江市农垦局、湛江农垦第三机械厂、珠海供电局等单位工作。1985年离休。

子弹就在我耳边“嗖嗖嗖”不停地飞过

我的父辈是在清末民初从珠海迁到大上海，开始异乡打拼的。1924年，我在上海出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一家人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在英国人开办的太古公司做海员，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漂在海上，家里所有的活都交给了母亲。可以说，完全是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我家就在战场旁边，我亲眼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深深体会到了弱国百姓的悲哀。母亲对我谆谆教导：“有仇不报非君子，你是男子汉，不可以害怕，长大一定要去打日本仔。”这句话我铭记至今。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尽力报效国家。

由于战乱，我和姊妹们失散了近五年。母亲带着我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几经辗转，流落到珠海老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为了生计，我十三岁就到中山的一家书店内打工。那时候打工可以说是什么活都要干，除了帮老板看店搬书，还要帮他们一家做饭洗衣服，其实就是佣人。

1938年日寇攻打斗门时，我还曾被日军骗过去做苦力。当时日寇通过本地的维持会，骗了不少年轻人过去，说是给维持会干活，有钱发，有东西吃，到了那地方才知道，原来是给日寇背干粮、扛炸弹。我听说很多给日本兵抓去当苦力的都死了，便寻思如何逃脱。很幸运的是，当时我比较机灵，瞅准一个机会及时逃掉，才没有沦为日本兵的枪下鬼。

也正是这个事情，让我参军打“鬼子”的愿望愈发强烈。1945年1月，机缘巧合，我看到了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招兵的传单，便毅然报名参军入伍。那个时候当兵，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有八九回不来。可每当我想起日寇各种奸淫屠杀的残暴行径，心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更加义无反顾。我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是在番禺，我所在的班一举消灭了8个日本兵。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子弹就在我耳边“嗖嗖嗖”不停地飞过，我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当时打“鬼子”那种兴奋又害怕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因作战勇敢，半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跟随着部队，我从警卫员做到了班长，从东江纵队辗转到华东党校再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一步一步地在枪林弹雨中闯了过来。那时候我就只想着冲锋杀敌，希望以后子孙能过上和平的好日子。说实话，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我都感到难过甚至害怕。就拿1948年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来说吧，我当时最好的战友兼同乡张喜仔因为保护我，被流弹击中，我背着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到达流动医院，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死去，我痛哭了一整夜。从1945年到1949年，四年多的军旅生涯，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兵粮短缺时就嚼树皮充饥，下雨天用芭蕉叶盖头倒地就能睡着，脚底不知磨出了多少老茧，但从没想过退缩和放弃。

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可是件绝对荣耀的事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觉得为了这一刻，付出再多也都是值得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1952年全国上下急缺橡胶麻绳这些战略性物资，我所在的独立十五团转为湛江林一师，我也随之解甲归田，转业到湛江徐闻开荒种植橡胶和剑麻。

出于建设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决定选拔一批干部到武汉参加高校入学考试，虽然当时我仅有小学学历，但因平日里比较好学，有些积累，尤其是在中山三乡书店打工的经历，让我读了不少书，且1947年我还曾随部队政委在华东党校培训学习过，所以很幸运，我被选中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 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可是件绝对荣耀的事情。

刚到大学时，自己深知肚子墨水少，心特别虚，而且年少时读书的艰辛让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点知识。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带着问题去学习，能把以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来，请教老师，查阅书籍，然后自己总结归纳。那时候书很少，我就想方设法弄书来读，上图书馆看、向别人借、攒下钱买，算起来我每年读的书都有过百本，正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让我一生受益。

五十五岁，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湛江市农垦局担任基建科长，1958年调任湛江曙光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 1965年调任设在湛江的中央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分公司经理兼政治部主任。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公司改编为建设兵团，我担任兵团八师八团团长。

1974年兵团解散后，我又调到湛江农垦第三机械厂任党委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步入正轨，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康庄大道。此时，远在珠海老家的母亲和姐姐希望我能够回家团圆，结束半辈子的漂泊。我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也萌生了落叶归根、回报桑梓的念头，但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走，认为在湛江干得好好的，回到珠海又要一切推倒重来，不值得。但我内心里的那种游子情怀是别人很难理解的。我考虑再三，便主动写信向珠海政府请缨，希望回去为家乡做点事。1979年，我如愿以偿回到了故乡，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这无意之举，却让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8月，国家将珠海设立为经济特区。从此，珠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南方的一颗明珠。

1981年1月，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批准珠海供电局成立，我被任命为局长，负责统筹全局工作。当时的珠海供电局管理人员奇缺，分给我们的干部只有29个，全部员工加起来才100多个。设备和技术也落后，全局仅有一个110千伏变电站，办公场地接近于零，办公设施几乎是要啥没啥，穷得叮当响。我记得当时办公室内连个水壶都没有，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如何改变企业这种“一穷二白”的局，而且要白手起家，成为摆在我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刀阔斧的基础建设被提上了日程。那个时候，我总是带着严卫干、陈林森等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整天忙着建办公楼、建变电站、建配电房，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的事。在这期间，最苦、最累、印象最深刻的，当数建设珠海市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过程。

珠海自设立经济特区后，立马吸引了众多外商到珠海来投资建厂，发展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用电量几乎以一年翻一倍的速度猛增。很快，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市里仅有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缺电十分严重，三天两头就要拉闸断电，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无一幸免。怎样应付这种处于“狂飙”状态的用电需求，怎样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同时实现省澳联网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经多方协商，220千伏珠海变电站的建设便迅速提上了议程。1981年5月，建设计划一敲定，工作就立即展开，从用地选址、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验收投产，一路上我都紧盯不放，经常请教技术专家，咨询基层员工的意见，片刻不敢掉以轻心。

那时电力建设条件甚为艰苦，运送物资的工作都要用自行车来完成，自行车上要带电表、材料、铁板、横担，重得不得了。建设工地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点，我们在烈日下校对图纸，安装器材，大汗淋漓，饭菜晾在一边，等去吃的时候早已凉了。我记得，为了赶进度，有些同志一连好几天不回家，在工地上“驻扎”，我也不例外。变电站主变安装的关键时刻，恰好是我的五十八岁生日，家人希望我能够回去一起过，但我不放心，就没有回去。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时透露给了大家，那天晚上，全体建设人员在工地给我过了生日，伙房还特别加了两个菜，大家吃饭聊天，特别开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1983年9月，220千伏珠海变电站顺利建成投产，并为省澳联网、向澳供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鼓励并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

大家知道，澳门是个弹丸之地，但那时候澳门的经济要比珠海好很多，用电量也多好几倍。为解决澳门的供电矛盾，根据1981年省电力局与澳门电力公司签订的补偿贸易供电合同，由澳电出资2亿港元，以珠海变电站为枢纽，建设220千伏电源进线（由江门北街变电站供出）Ⅰ回路，110千伏出线至澳门澳北变电站Ⅱ回线（即珠澳A、B线）。1984年7月，江珠澳第一条电力“大动脉”全线贯通，珠澳两地成功联网供电，广东向澳门供电的序幕由此拉开。

那段时间，为了协商两地供电事宜，我经常与澳门电力公司联系。接触多了，深深感到成立于1904年的澳门电力公司有着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设备技术也很先进，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记得我第一次去澳门参观他们的供电服务大厅，发现他们的客户服务，是如此地体贴、用心和全面，觉得很不可思议，感触很大。所以我拍了好些照片，回来以后印发给了供电所的所长们，也给他们上了一堂课。

随后，我有组织了好几批人员过去参观学习，或是与澳门电力公司共同举办活动。通过交流，他们的治企理念、管理体制、运作流程、客户服务、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等，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当时珠海供电局正好在搞企业整顿，力求加快发展，我借着这股“东风”，积极引进国外新技术和设备，建设了一批变电站和中心配电所。同时制定并完善岗位责任及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此外，我加大了对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锻炼，像后来接班的段光辉、梁锡垣等同志，我总是鼓励并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职工的积极性也很高，比如在基层站所里，因供电不稳定，停电时有发生，维修队员们常常饭吃到一半就扔下碗赶赴抢修现场，毫无怨言。记得又一次台风过后，很多电力设施都遭到破坏，当时抢修设备有限，我到现场视察，没有工程车，施工人员都是蹚水推车运送电线电缆，几趟运送下来，一个个都被淋得湿漉漉，冻得脸色发青。我看了很是感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85年我离休时，珠海供电局的年供电量已较成立之初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总额增加近6倍，位于市区中心的供电大楼也建成投入使用，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特别珍惜与妻子相处的每一寸光阴

一眨眼，我离休已有三十年了，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对待家人，我一直怀有一份亏欠，过去由于工作繁忙，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所以离休之后，我巴不得用双倍的时间陪伴他们。妻子比我小十岁，现在也已经八十了。有道是“少时夫妻老来伴”，我特别珍惜与妻子相处的每一寸光阴，每天与她外出散散步、买菜做饭，平淡怡然。

同时，我还担起了教育孙子的重任，我常给他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将一些自己的人生阅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两个孙子也没让我失望，都考上了大学。大孙子还于前年生下了家庭的第五代。现在，我是上有岳母，下有重孙，实现了真正的“五世同堂”，一家人经常聚会，喝茶聊天，其乐融融。虽然年岁已高，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报，记日记，写时评，偶尔泼墨挥毫，提笔作画，陶冶一下情操。我总认为，身体可以休养生息，但脑袋绝不能放空，灵魂更需充盈。我还有一个爱好是剪报，在家中，光是剪报，就摆满了一个柜子，在剪报上面，我还写了很多读后感和学习笔记，为国家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欢呼，为珠海取得的每一点发展而喝彩。

尽管我已不在其位，但了解国内外的电力行业发展态势，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除了时事新闻，电力报刊也是我每天必定阅读的。离休后的我也常常接到各方邀请，到佛山、中山等地供电局参加交流活动，也多次回到局里与新老同志交流畅谈，尽绵薄之力，支持关注着电力发展。偶尔在电视报刊上看到珠海供电局的报道，不管是救灾抢修还是民评活动，心中都十分欣慰，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长大，最终成为栋梁之才。

口述/陈文英 整理/胡晨凡 邱晓丹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广东电网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尼古拉耶维奇：我没有保护好你

达维多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上校老战士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18岁当兵，参加过解放了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的布拉格，参加解放了中国东北同日本帝国侵略者的战役。总共获得了32枚苏联英雄勋章。

下面是他本人口述历史。

1942年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那年18岁，入伍后就进入军校，学习6个月，毕业后受军衔少尉，派往西南方面军前线，在203步兵师419反坦克营，任火炮排长，在这个排里，只有两门45毫米反坦克火炮， 我们在1943年8月接到第一个作战命令，对德军发动进攻，我们支援一个拥有55辆坦克的坦克营，仗打的很激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但是我没有惊慌失措，很快我们的两辆坦克被德军击中，我感到内疚，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德军的坦克，结果我们的坦克首先被击中，我们很快弄清了德军的方位，并且对他们发起攻击，德军受到重创，弃甲而逃，我们取得了重大战果，在“红色田野”的那个地方，有两个村庄，我们先后占领了这两个村庄，后来我们又接到命令，我们的坦克营应该驻守在红色田野阵地，不放过德国的一辆坦克，一步不后退，我认真的布置了防守阵地，作了妥善的安排，过了15－20分钟，德军向我们发起了反扑，他们想迂回包围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阵地两边都是沼泽地，中间有一座小桥，德军只能通过坦克过这个小桥对我们进行攻击，我于是命令开火，几輌坦克开过来了，我说：“开炮！开炮！”于是击中了连续开过来的第一辆坦克，其它的坦克不知所措，天黑下来了，无法瞄准了，于是其它的坦克就逃跑了，夜里行军把这辆受伤的坦克拖走了。

那个时候，我只的18岁，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仗，是一场血腥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伤亡很大，我们总共25人，只剩下8个人，德军的火力很猛，当我们发起攻击时，各种武器都向我们开火，有机枪、各种口径的火炮，还有12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们的2000人的步兵团，就剩下800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突破敌军的防线，这个是库尔斯克火的弧形防线，库尔斯克在整个苏德战役中是个重要的大决战，德军想在这里和苏联红军一决雌雄，为了夺取库尔斯克的胜利，德军孤注一掷， 连16岁的少年都动援上了战场，组建了新的虎式坦克和自行火炮团， 想要扭转苏德战场的败势，还想妄图最终占领莫斯科，彻底打败苏联红军，当发现德军要进攻的时候，我们首先发起了攻击，德军已经无法从其它战场抽掉坦克来支援，我们迫使德军无力发动进攻，我们发起全线攻击，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英雄气概，虽然我们的伤亡很大，比如说我的坦克营，营长牺牲了，我自告奋勇的担负起全营的指挥。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当我击中那个第一辆坦克的时候，我就越战越勇，随着部队的向前推进，虽然有很大伤亡，但是不断的有新兵补充，我不失时机训练他们。让他们熟练的掌握45毫米反坦克炮的操作，我们不断的突破敌军的防线，不断的接近德军，德军开始撤退了，跑的那么快，我们甚至都追不上，我缴获了他们的履带和胶轮牵引车，我把我们的火炮挂到这些牵引车上，德军军队以为这个车是他们，没有马上识别我们的火炮，所以我们得以在100米以内的距离，有效的杀伤敌人，我的叔叔在斯莫连斯科牺牲，我的父亲是牺牲在莫斯科的保卫战，所以我对德军充满了仇恨，我尽可能多的消灭德军，不接受战俘，我虽然没有计算，但至少要有500多人，我很快就获得勋章，第一个勇敢勋章，第二个是红星勋章，第三个是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卫国战争二级勋章，总共获得了32枚勋章。

你看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他们突然就离开了，但是我不哭，出于对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我没有哭泣，我勇敢的挺过来了。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在历史课上就知道，中国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他们长征北上抗日，我们也在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战，中国派遣了很多领导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蒋介石的儿子也来过苏联，我们的第一个炮兵指挥员牺牲了，第二个炮兵指挥员又牺牲了，我跪下来，吻他们的额头，失声痛哭，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在整个二战中我不只对德国法西斯充满仇恨，也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了仇恨，希特勒已经下命令了，利用第涅伯河阻击苏联红军，第涅伯河水很宽，是个天然的屏障。1943年9月末，我们抵进到第涅伯河，离河边只有1.5公里，有一段时间，突然感到虚脱了，为什么虚脱了呢，他坐着牵引车来到一个村庄，第一次碰到两个姑娘，一个15岁，一个17岁，抱着他就亲吻，她们指着说我的母亲被炸死了，知道我们来解放，那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姑娘的亲吻，我更仇恨法西斯了，我千方百计的找到了杀害她母亲的德国兵，把他们都消灭掉了，替他们报了仇。这以后我就感觉浑身无力，全身虚脱，很快就睡过去了，然后被战友推醒，说“中尉同志，中尉同志，上级有电话”。电话告诉我，让我们强渡第涅伯河，到对岸的沃尔尼奇村，侦察德军的布防，摸清他们火力点，在渡河之前我们把所有随身所有文件和奖章等重要携带的东西，都留在领导手里，一旦我们遭遇德军，立刻发射红色信号弹，我们到了对岸村庄，在距离岸边2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德军的阵地的位置和火力布署，上级把610炮兵团调到对岸，迅速摧毁了德军的火力点，步兵发起了冲击，第二天早晨，又来了意大利三架侦察机，这三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了，击落以后四十分钟，他们撒下传单恐嚇苏联红军，（较模糊：俄罗斯你们准备好绳索吧，等着我们把你们绞死！）红军继续向前推进，并且在清点自己部队的时候，我们一个团的兵力牺牲了一半，剩下一半，而且我们的收发报机，也被损坏了，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片玉米地，发现里面有动静，我当时派5名自动枪手去侦察，这时候他们发现两个大个子德国兵，他们也在侦察，想弄清楚我们这有多少人，我们准备开枪的时候，我制止了他们，我们当即审问这两个德国兵，结果他们交待，当天1点钟，他们要发起攻击，这时候我们利用从他们身上缴获的收发报机，和我们的指挥部建立了联系，指挥部说，你们好好准备，我们马上组织进攻。德军看不到我们部队怎样渡过的河，我们才到岸边，就开始攻击他们，这个时候，大部队开始进攻了，我兵架起浮桥，火炮也运到对岸，我们帮助他们，炮兵也帮助他们。我们接到一个命令，晚上需要挖战壕，挖完后我们就隐在里面，等待敌人的到来，准备进行反攻。有一些苏联侦察兵听说德国人准备进攻，埋伏在这里，挖这个战壕的目的是阻止德军进攻，9月27号开始战斗，一直到10月4号，侦察兵来了，告诉我们德军的坦克要进攻，我就用望远镜向远瞭望，第一次看我没数清，坦克太多了，我又仔细看了一会，大略数了一下，大概40多辆，有20多辆装甲车，还有很多步兵，我们的队长向炮兵下命令，不要着急开炮，等他们开近我们的战壕，听我的命令再开炮，一会我们的通信员来了，说连长，有电话找你，另外一个连长叫我“儿子”，他一直叫我儿子，因为我是连长里最年轻的。他把他们部队侦察员搜集到的情报告诉我，说德军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到河里消灭掉，所以你不要成一条直线，要形成一个包围圈，好好保卫，不要让德军得逞。我说，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德军前进的。队长说，我知道你作战很勇敢，我相信你不会让德军进来的。

德军开始进攻的时候，苏联红军的火炮对德军进行了打击，德军从左面进攻，当德军离我们只有300米的时候，我命令开枪。所以士兵们乱打一气，我也是这样，我自己确实不知道到底打死了多少德国士兵，我并不是都这么乱打的，因为当时我负伤了，有时会处于昏迷状态。我的脖子受伤了，打5分钟我可能就昏迷了，醒来后再继续打。德军的40辆坦克，我们消灭掉24-25辆，德军开始退却，但我们也损失了炮兵连的一半，步兵也损伤很多，从10月4号到5号晚上，我们收到一个命令，不要再坚守了，要回到左岸，护军营来接替我们。当深夜的时候，我们退到了河边，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到了左岸，可我们又收到命令，让我们去乌克兰的扎波罗热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仍然被德军占领，需要我们去解放。这座城市距我们有几十公里，由于人员和武器很多，我们的行军很慢，行军的过程中不断有士兵加入，扎波罗热是唯一的一个在左岸的城市，右岸的所有城市都已经解放了。

我们开始反攻，很激烈的一个战斗，最终我们占领了扎波罗热这座城市，我们的部队得到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扎波罗热兵师”，我们又得到一个命令，还是要强渡这条河，我第二次得到了这样的命令，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分成了两个小队，开始强渡，这一次我们成功了，我们又占领了那些领土，德军进行了五次反攻，我们成功的打退了，我们打死了70多德兵，在我们强渡之前，大尉和我们说，谁第一个成功强渡第涅伯河，就会得到英雄勋章，我们强渡的时候，被炮火震伤了，我听不清楚，而且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完成任务了，我一个操作这个大炮，又打死了15个德兵，大尉来了，问我们的队长强渡是什么情况，队长说这个中尉表现了无比英勇的精神，这个大尉说，我会和团长汇报，你应该得到这个英雄勋章，但是我的命不太好，因为我被震错听力受到损伤，我被送到医院，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听说那个大尉炮兵营长已经牺牲了，就是他要给我履行苏联英雄的手续，所以我到现在都是上校，而不是英雄，你看生活就是这样吗!

现在我不想在说什么了，我们还是解放了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的布拉格，这个城市很漂亮，战胜德国是在5月8号，但我们在捷克布拉格是在5月12号，是在四天之后，我们在那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我们坐着火车穿过贝加尔湖到达了苏蒙边境，我们在那集结以后，我们要穿过一片类似沙漠的草原，那时候天气很热，又翻过了大兴安岭。那时候的天气很热，47-50度，太热了，我们决定白天不行军，只在晚上行军，但是天气实在太闷热了，我们七月底到达了大兴安岭，在我们来之前，那里人迹罕至，那座山太陡了，我们不知道怎样过去，首长派我去侦察探路，队长说你要注意，哪个地方能下去，哪个地方能走，我仔细寻找了，找到一条好走的路，但是还是很陡，把车用绳子给拴着，用一档往上走，由于路太陡，坦克有翻车的，很多人死了，我们在没有打仗时都没有牺牲这么多人，在蒙古也死了很多人，因为太热了没有水，蒙古的水非常不洁，有的士兵喝的太多，胃部发炎就死了。

我们从山上下来之后，对日本进行了攻击，日本兵没有想到，我们会从那个地方过来，我非常尊重和热爱中国人，我为什么爱中国人，因为我解放了中国人，我们解放中国的时候，很多女人来了欢迎我们，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瘦非常贫穷，我们占领了一些仓库，我们分了一些钱，所以我买了一些衣服，送给了中国老百姓，我永远忘记不他们说好，我不好意思了，我帮助了非常多的中国人，也帮助了小孩，我觉得我非常骄傲，因为我解放了很伟大的神奇的有道德的中国人民，光荣的完成任务，战争结束之后，我还在部队服役，一直到30岁。30年后，我在一所大学里当党史老师。

老兵汪祺廉：必须把小日本赶出去

汪祺廉，1927年2月生，四川合川人，16岁参加远征军抗日，21岁参加解放战争，2年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转业后先后担任西南电业工程公司财务副科长、34工程处财务科长、云南电力建设公司财务科长、云南省电力工业局行政处副处长。1988年离休。

16岁踏上从军路

当时就一个想法：必须赶出去！

1939年，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新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壮丁凭票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1927年2月出生在四川合川的汪祺廉（原名汪廉，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改名），家里共有八姐弟，其中有五弟兄，家中他排行老三。1943年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还在读高小的汪祺廉抗日思想很浓，每逢赶集都跟同学一起唱抗日歌，进行抗日演讲。汪祺廉说，当时就一个想法：“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都是小日本来华祸害的，必须赶出去！”

同年10月左右，时逢国民党政府远征军征兵，而当时汪祺廉的大哥刚刚结婚，二哥正准备结婚，汪祺廉心想，五兄弟即便自己逃掉，总有人还得被抓去当兵，哥哥成家了要当起家庭重任，两个兄弟还小，不如就我去吧。就这样，16岁的汪祺廉踏上了从军路。

相继到广合师管区、嘉峨师管区新兵连集中后，汪祺廉随大部队开拔到云南楚雄，被编入卫立煌将军的远征军陆军第二军76师228团一营一连小炮班。

曾用野菜野果充饥 连鞋子也没得穿

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率10万中国驻印远征军向缅甸境内日军发起大反攻，为配合史迪威的行动，1944年初，以“虎将”著称的卫立煌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统率20万国内远征军向盘据滇西一隅的日军发起强大攻势，其主要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云南到印度公路这条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并和在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协同作战。当时第二军有9师和76师，76师有226、227、228三个团，汪祺廉所在的228团负责从左路攻打日军。

滇西大反攻开始后，1944年5月，团长段国杰率228团敢死团强渡怒江，遭日军主力师团居高临下的阻击。在营盘坡、稻坡苦战不进，后机枪开路，撕开敌火力网，攻占一个个离地，最终夺取大尖山阵地。部队进抵平达，大尖山阵地又被日军攻占，228团再次展开绞杀战。13日，日军从芒市调集二千余众，炸得山摇地动，硝烟淹没大尖山，中国壮士与日军拼杀两天两夜，死守血战，坚守27天，掩护集团军渡江作战。虽伤亡惨重，但此战役为后来的松山、龙陵、芒市、保山等血战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那次战役后，228团副官宋一鸣得知汪祺廉写得一手好字，便把他从战斗连调到了副官室任上士文书，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团一切文牍事务。但战争少有消停时候，战争一打响，哪缺人补哪，汪祺廉便转入士兵状态，送炮弹、弹药，还当过传达兵、替补哨和警卫员。

除了上述战斗，汪祺廉印象还很深刻的是后来攻打芒市红岩时敌我双方焦灼，十多次进攻都未攻克。当时夏秋连绵阴雨，三天三夜粮食无法补给，228团在大山里只能用野菜野果充饥，汪祺廉连鞋子也没得穿，有时气温高达40多度，他赤脚行军在滚烫的石头上，打摆子（疟疾）、发高烧了只能被战友抬着、搀着走。深秋，副团长关鹏程带着一个加强排，扛着两枚榴弹炮，跨过滇缅公路，行军一整晚于天明时分绕到敌方对面山头准备再次攻击日军，攻打了一两个钟头后20多盘炮弹全部打光，高地仍无法占领。后来，228团战场转移，军部派了其他部队攻克了红岩阵地。

同年12月，远征军攻克芒市、遮放、盈江、陇川，1945年元月20日攻克畹町，滇西失地全部收复。直至8月日本投降，汪祺廉所在的228团一直镇守畹町。

拿块破布往脚上一裹就出门写标语了

1948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成立收容所，收容的100多名国民党准尉以上军官最后只留下了5个人，汪祺廉就是其中之一。汪祺廉说，组织找他谈话后，他自己在名字中间加了个祺字，以示投诚决心。在收容所学习了一个多月后，汪祺廉被分到了第二纵队教导团，而后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及向西南大进军、解放华中南等作战任务。

渡江战役后，汪祺廉任军大三分校二总队（渡江战役前，由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教导团改编而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0军，前者归后者管辖）政治部油印组组长，负责宣传工作。除了油印宣传材料，写标语是汪祺廉每到一处需要干的第一件事，他钻进村庄，找老百姓借个桶要点石灰，用稻草弄把刷子就开写了。汪祺廉回忆说，那会儿条件很差，有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又没鞋穿，但这阻挡不了他的脚步，拿块破布往脚上一裹就出门写标语了。

久经考验 1950年光荣入党

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和第四野战军解放华中南期间，汪祺廉光荣入党。因为有投诚经历，汪祺廉说自己在入党前经历了不少考验。“虽是考验，但组织其实很信任我。”

汪祺廉回忆说，有一次，组织安排他从军大三分校二总队所在地安徽省繁昌县赶到上级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0军军部政治部所在地芜湖市领取一批生活物资，汪祺廉骑上一匹骡子就出发了，赶了一天路，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到了才发现除了需领取毛巾、肥皂、香皂等生活用品外，还有一个最为紧要的东——校部各个科室的印章需一并带回。汪祺廉说：“我知道印章的重要性，那是万万不能丢失的，所以我当天晚上我把印章拿麻布装好，放在麻袋的最下面，其他物品码放在上面。”第三天，汪祺廉又往回赶了一天路，晚上终于安全抵达校部。

1950年，西南“匪乱”，为迅速平息匪患，西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调集第3 、第4 、第5 、第18兵团和西北军区第2 兵团第7 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另2 个团的兵力，采取划地区包干办法，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鉴于四川的匪患尤为严重，解放军驻川部队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推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股匪，其中第二野战军第10军负责进剿川南地区的土匪，旗下军大三分校二总队主要负责富顺县的怀德、长滩两个乡镇。

“土匪太猖獗了。”汪祺廉记得当时二总队驻扎在怀德镇附近一个叫小市的地方，其有一个100多人的女生队，4月18日前几天，土匪就放出风声：打入怀德，一人得一个老婆。剿匪势在必行，学校立即成立了川口工作队，12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同志”被抽调出来担当重任。任三班班长的汪祺廉背着手榴弹，带着几个学生出身的战士背着步枪连夜来到镇外一处坟堆里部署起了阵地，激战中汪祺廉左侧肩胛骨被一枚子弹打穿（至今不能举高手臂），血流不止，两床棉絮都被血液打湿，打了止血针后昏迷了三天三夜。一个多月后，汪祺廉伤还没全好就要求继续参加工作队。工作队搬到长滩乡后组织考虑到其伤势，安排汪祺廉担任长滩乡乡代表，负责组织农会工作，联系乡里的各种事宜。

有37年跟钱袋子打交道

不贪用公家一分钱

1950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步兵学校（原军大三分校）后勤处会计，1951年7月，四川军政大学（原四川各处军大三分校合并而成）生活管理处会计。 1952年12月，西南电业工程公司财务副科长。1955年8月，34工程处财务科长。1958年下半年，云南电力建设公司财务科长。1969年底至1988年2月云南省电力工业局行政处副处长（兼机关财务组组长）。

参加革命40年，汪祺廉有37年都跟钱袋子打交道。特别是在解放后祖国建设的历程中，汪祺廉所任不同单位的财务岗位掌握着上亿的电力建设资金，但汪祺廉说高额资金及工程承包权前，他没有一次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即便是在云南省电力工业局3年房建期间，担任机关房建组组长的他跑材料经常出差，却没有报过一次出差补贴。“可以说，对党忠诚，严于律己，我问心无愧。”

记者手记：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绽放

“快进来，快进来！”听到我们来访，现已88岁的汪祺廉眯着眼挪着碎步从卧室出来迎接我们，虽然视神经萎缩，视力几无，但汪老早已熟悉家中布置，很快变引领我们来到客厅入座。

“你这个小同志知不知道 ‘四个全面’？知不知道……”正值耄耋之年的他身体还很硬朗，精神矍铄，一来就给我们出起了“考题”。汪老和我们侃侃而谈，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

他说他特别关注时事，虽然视力不大好，但每天坚持听新闻，此外，还与要好的常上网的离退休老同志相互沟通信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越南问题都是他关注的重点对象。最后还不忘嘱咐我：“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多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啊。”

说起自豪和骄傲，这位拥有65年党龄的老人表示，除了16岁参加抗日，21岁参加解放战争，离休后最为引以自豪的是获得过两次优秀共产党员荣誉，分别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94周年时公司颁发的。

他说，自己在云南省电力工业局行政处任副处长的18年间，给自己服务中心的职责定位从未改变，跟群众关系很铁，即便是离休后，喜欢帮大伙做事的心态从未改变，职工群众、老同志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他，请他帮忙出面协商。降低离退休职工宿舍物业费用、申请军补贴……一副热心肠的他总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了解懂到，汪祺廉的热心不仅如此，两次拜访他都没有透露离休后用养老金资助寻甸2名贫困学生读书的事，也没有透露给生病老同事捐款援助、帮助离休同事残障儿子找工作等事情，后来我们向他“埋怨”时，他哈哈一笑，“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踏踏实实写字,堂堂正正做人”、“字如其人，练字可以修心，修心即可修人。” 汪祺廉说，六七十年代还没有电脑，但财务工作经常需要签名、写字，加之自己从小就喜欢习字，工作之余，汪祺廉便找来废报纸练起了书法，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遗憾的是退休几年后视力日益下降，不得不终止了这一爱好。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绽放！透过汪老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及之后的种种经历，除了深深感受到那穿越漫长历史岁月的精神力量，还更加加深了对和平与幸福、生命真正价值的理解和感受。

是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惊天动地的事件已写进中国革命的历史，烽火、硝烟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离我们远去，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对党忠诚、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尽心尽力和对待生活的责任与态度，这些在汪老身上散发的种种精神与力量，将永远教育、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养生之道：每日健身操

生命在于运动。88岁的汪祺廉身体健朗，早上起来会先按合谷穴、太阳穴及涌泉穴等多个长寿穴位，而后甩手66下，走廊起跳66下，房间俯卧撑10下。中午吃了饭再按一次穴位、甩手，稍加休息后到小区找老伙伴聊聊天。晚饭后在家里走150步，边走边揉腹以帮助消化，睡前再甩手66下。

汪老的期望

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落后就要挨打，希望大家不忘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希望国家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着眼未来，加强国防建设，搞好全国经济建设。

寄语后辈

我们能生在这个年代并活到现在已经觉得够幸福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日子日益红火，你们的生活更是幸福，年轻后辈一定要感恩、珍惜。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

编辑/林丹丹

通讯员/阮松萍 叶子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来源：@南网50Hz

老兵孙景令：当时的鬼子特别狡猾

孙景令，1928年4月生于河南清丰孙庄。1943年2月成为山东鄄城县县大队的一名战士，此后曾担任过翼鲁豫军区司令部通讯员、班长、排长，五兵团十军高炮营指导员、七步校分队长。1978年，时任贵州省电力物资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的孙景令获得了人生的最高荣誉。

年届87的孙景令精神矍铄，说起话来逻辑分明、条理清楚，丝毫看不出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他年轻时候跟着共产党的部队转战大半个中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内剿匪，用血肉之躯铸成中华民族崛起的钢铁长城。如今，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宠辱不惊，因为活着就是上天最大的恩赐。

孙景令1928年4月出生在河南清丰孙庄，他出生的那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世界经济危机正式爆发，这成为日后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他的父亲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丧生，孙景令被母亲和姐姐拉扯长大，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根本不知道未来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怎样传奇的一生。

电视里的都是假的，当时的鬼子特别狡猾

今天的我们对于河南饥荒的印象大抵都来源于冯小刚的电影《1942》，其实这场灾难在1940年就已经有了征兆。当时河南地区气候干旱，蝗虫肆虐，民不聊生。孙景令一家跟随难民逃荒到了临近的山东鄄城，并幸运的躲过了两年后的大饥荒。“国民政府对灾民不管不问，很多人活活饿死”，这段逃荒经历对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0年冬逃到鄄城后，受地下党的影响，也是对于腐败的国民党失望透顶，孙景令的母亲张氏加入了“妇女救国会”，并当选区里的主任。年仅12岁的孙景令也自然而然地加入儿童团，成为了一名经常送“鸡毛信”的通讯员。

山东鄄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遍地都是芦苇荡。孙景令在12岁的时候就成了许黄店儿童团的团长，带领着十几号人马和日本鬼子在数百里沃野清河中斗智斗勇。现在大家看的抗日神剧里，儿童团员动辄消灭憨傻愣的日伪军，孙景令对此很有看法。“电视里的都是假的，当时的鬼子特别狡猾”，“儿童团员营养不良，个子矮力气小，打起来肯定不是对手，所以一般只能站岗、送信、放哨。”

一个鬼子用刺刀捅我，我也用标枪捅他

1943年2月，孙景令还差两个月满15周岁，因为在儿童团表现优异，被区大队选中。他嫌在游击队不能和日本人真刀实枪的干不过瘾，同年8月，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县大队，9月就在攻打河南南乐县城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9月的一个清晨，年仅15岁的孙景令扛着红缨枪跟着部队直奔100里地外的南乐县城。他的本职工作是通讯员，但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所有的战士都有“兼职”，孙景令也不例外。

“游击队员打外围，我们攻打县城，我是突击连突击班的战士。”

回忆起抗日生涯的第一战，孙老面色发红，手舞足蹈。

“第一次正式和日军对上，头脑都是蒙的，只晓得往前冲。”

“一个鬼子用刺刀捅我，我也用标枪捅他。”

从他的只言片语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时战况的激烈程度。

初出茅庐第一战，孙景令的勇敢获得了营里表彰，他缴获了两把日军三八大盖，这对于一个“小鬼”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缴获了两把枪，上交了一把，一把组织批准我留下”，从那时候开始，孙景令才有了自己的战斗伙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聊到这里，孙老兴致大发的哼起了这首《游击队之歌》。

我眼前一黑，什么都不晓得了

经历了70年的岁月荡涤，孙景令腿部、胸部和后脑勺的疤痕已经渐渐淡去，但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抗战故事和爱国情怀却从未远离。

八年戎马生涯，孙景令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次立下二等功。

1945年9月3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这一年，对于孙景令来说，却过得异常艰苦。他在抗战的最后一年里两负重伤。

2月，孙景令在冀鲁豫军区八分区七团服役，跟随部队参加了道清战役。这场战役历时两个半月，解放了修武、获嘉、博爱、武陟、辉县、原武、阳武（今原阳）等县广大农村地区，歼灭日伪军2500多人。孙景令在攻打阳谷县城的战斗中左腿肚子被贯穿，左边胸口中了流弹。

“胸口中弹后，我眼前一黑，什么都不晓得了”。孙景令因此荣立二等功。

8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站》声明，冀鲁豫军区积极响应号召，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

彼时，日军要投降的消息已经传来，但驻守在滑县附近的日伪军负隅顽抗。孙景令在攻打滑县的战斗中再次受了重伤，后脑勺和胸部都被敌军击中。

“无数颗子弹飞过来，我感觉中了好几枪，当时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孙景令说，在抢救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医生在做胸部手术的时候，发现了他上次负伤留下的弹片，一并取了出来。

攻打滑县孙景令再次立下二等功，但接连的受伤却让他只能在躺在病床上收听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能够活到今天，已经是莫大的福分

孙景令第三次与死神擦肩则更具传奇性。

经历过“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史诗级别大战的孙景令，却差点在贵州的一次剿匪中丧生。

1949年11月，孙景令跟随17军从湖南芷江转战到贵州，从此就扎根黔中大地，再未离开。1950年初，孙景令奉命到贵州安顺旧州一带剿匪。

部队要抽调30人到朱昌征粮，他被抽为带队军官。

头天晚上，孙景令突然腹泻不止，上级只好临时换人，这恰好救了他一命。

就在征粮队出发不久，上山落寇的原国民党副师长曹少华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在清镇二铺埋下伏兵，征粮队30人最后只有2个人逃出来。

“我们闻讯赶到的时候，只能漫山遍野的寻找尸体”，“一起走过来的生死兄弟，说没就没了”，“尤其是带队的王连长，他根本就是替我去死的。”

“我三次濒临死亡，能够活到今天，已经是莫大的福分。”说这话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这位饱经风霜的钢铁汉子眼角上溢出的泪花。

这辈子有两件事情最值得骄傲

从1946年9月入党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孙景令依然对入党的初衷念念不忘，“国民党太腐败，共产党要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

孙景令说他这辈子有两件事情最值得骄傲。

“从当儿童团团长到现在，八十七年没有犯过任何一次错误，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处分，一直都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我的四个儿子，都是大学生，都是共产党员。”

对于教育子女，孙景令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读书。孙景令认为，读书不仅可以提升能力，还可以提升修养。不孚所望，孙家四兄弟读书都很用功，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

“父亲对我们格外的严格，但从不打人，一人犯错，兄弟几个都要罚跪”，回忆起父亲的教育风格，四个儿子记忆都十分深刻，“没成家之前，每天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回家，不然就不好交代。”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之下，孙家四兄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在孙老心中，他们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了共产党员。

电力人生：尚有一大愿望

孙景令于1952年转业。从1954年开始在贵州省水利局机械大队当队长开始，直到1985年离休，与电结缘整整31年。

1965年，时任水电厅行政处处长的孙景令被上级指派到清镇电厂筹备部当指挥长，这对于专业知识不足的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在任职期间曾担负着给省城贵阳供电的重要任务，孙景令接下了没人敢接的任务，在一年内建成一、二号机组发电。

“别人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偏要去，结果硬是务期完成了”，令狐昌杏说，“这老头就是倔，倔得厉害！”

“军代表杨吉聪多次夸我果敢哩！”孙老说这话的时候倍感自豪。

1978年，时任贵州省电力物资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的孙景令获得了人生的最高荣誉。他以“工业生产学大庆先进模范”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被时任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孙景令说他可以算得上是电力局的创始人之一，对贵州电力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看着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感觉十分欣慰，“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电力的引擎作用，带动贵州经济腾飞！”

编辑/林丹丹 赵丽（实习生）

通讯员/龙玉玺 李芝刚 王雪

来源：@南网50Hz

老兵康祥庭：战场没功夫害怕

太行巍峨，清障绮丽。河北涉县乃太行山下的一个小县城、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是抗战的四大红色根据地之一。著名的八路军129师就驻扎于此，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潘振武等革命家、军事家曾在涉县根据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个小县城就有1.3万余子弟从军，而康祥庭（现为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离休干部）便是其中的一员。

康祥庭毅然决然地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共和国的解放和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的事迹永久载入《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

参军，为了打鬼子

时光变迁、命运沉浮，昔日骁勇善战的战士，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将近半个世纪的记忆，在他脑海里渐渐散去，很多人、很多事，康祥庭早已忘却，“参军，为了打鬼子”这个记忆在88岁的老人脑海还依旧那么清晰。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肆意轰炸、杀戮，华夏大地民不聊生、满目疮痍。战争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年幼的康祥庭因此失去了母亲，父亲则以打长工为生，这个贫困的家庭风雨飘摇。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和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涉县受到很大摧残，每每看到同胞们尸横遍野的惨景时，康祥庭心中充满了怒火。“我要去参军，我要去打日本鬼子！”年仅14岁的康祥庭毅然报名参军参加了抗战，成为八路军129师19团6连的一名小战士。 别看当时的康祥庭年纪小，但他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步枪，加上胆子又大，不久就跟着部队上了抗日前线。“部队里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新兵蛋子，大家初上战场，不少人连枪都不会打，但上了战场都没有功夫害怕了，害怕也没用。在团长的指挥下，我们反而越战越勇。”康祥庭回忆说。

战争是残酷的，在一次战斗中，康祥庭所在的队伍和日军僵持了五六个小时，一直到晚上战斗才结束，不少战友都牺牲了。康祥庭突然觉得手里有点热乎乎的，摊开一看，靠近太阳穴的头皮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子弹擦伤了，要是稍稍再偏点命就没了。

峥嵘岁月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部队里，康祥庭勤学苦练，很快地成长起来，他与一起参军的老乡陈友贵被选入了警卫连。警卫连的任务首先是要保护部队首长的安全，由于工作的原因，康祥庭很荣幸地参与了保卫邓小平、粟裕、罗瑞卿的工作。

“保卫任务是机动的，有时候跟着这个首长，有时候又会安排跟另外一个首长，也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会固定做某一个首长的警卫员，陈友贵担任邓小平的警卫员，而我则负责罗瑞卿的警卫工作”，康祥庭介绍说，“当时，我所在的警卫连除了要保护首长的安全，还要在战斗前挖战壕，在战斗中运送弹药。那时候就是‘小米加步枪’，条件艰苦，吃的小米粥能照出人影，武器也没有日本鬼子的精良，我们用的是步枪，后来终于有了布伦式机枪，这家伙比步枪好使多了。”

八年抗战结束后，组织安排康祥庭负责潘振武（先后担任西满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野战军西线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的警卫任务。康祥庭跟随潘振武从延安西北财经办事部到冀热河区政治部、西满军区、东北军区部门，辗转延安、东北、华南等地，解放前夕，其所在部队积极筹运粮秣、武器，从物资供应上保证辽沈、平津和南下渡江诸战役的胜利。

为了绕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队伍放弃了在交通线上与反动派纠缠、折腾，只靠骡马和战士们两只脚行进。“急行军的时候，每天大概要走120公里。”1945年底，康祥庭跟随队伍越过陕西边界，跨过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山区，沿着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围向东北方向前进。队伍日夜兼程，由于长时间奔行，人和骡马都非常疲惫，在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康祥庭的马突然倒地了，将他从马上摔下来，“当场骨折，差点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入伍以来，康祥庭随军南征北战，前前后后参加了20多次战役，挖战壕、运送弹药、追剿敌军……曾数次遇险，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康祥庭和全国人民终于迎来黎明的曙光。

奔赴新的“战场” 与电结缘

多年的戎马生涯，铸就了康祥庭坚毅的性格。

解放后，康祥庭来到广西富钟公安局完成清匪反霸任务，紧接着又先后到广西富钟县（现广西富川县、钟山县）六区人民政府、贵县糖厂任职。

1957年，广西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为解决广西电力资源紧缺问题，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建设广西西津水力发电厂，该厂是由广西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设的第一座电厂、中国第一座低水头水电站。1960年，康祥庭来到建设中的广西西津水力发电厂担任组织部长，从此与电力企业结下不解之缘。

1964年6月6日，广西西津水力发电厂第一台机组组装成功并网发电。周恩来总理闻讯欣然写下诗篇：“指点邕江变古今，西津灯火照天心。千帆东去传佳讯，大海潮回报德音。碧浪欢心输水电，田园任怨唤甘霖。舟人不复悲滩险，两岸黄莺唱绿荫。”

此时，康祥庭奔赴新的“战场”，来到了广西南宁担任广西南宁电业公司送变电工程处党委书记，虽然退伍多年，康祥庭仍坚持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作风带到工作中去，很快胜任了工作，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工作积极肯干，生活朴素、作风正派，群众威信高”，这是当时广西南宁电业公司送变电工程处党委对康祥庭的评价。

在他的带领下，工程处完成了西南线路、西柳线路、灵山线路及变电站、横县变电站、黎塘变电站、来宾变电站等系列工程的建设，为建国初期广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劲的电力保障。

康祥庭的忠诚守责、工作卓见成效，1973年调任到河池地区建工局任副局长。1982年，广西工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同年3月，康祥庭再次调任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担任党委书记。任职期间，广西送变电参建了中国第一条直流输变电工程－－葛洲坝～上海±500千伏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该工程加快推动了直流输电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康祥庭狠抓党员发展，努力提升基层党员队伍质量。通过开展党员、人才双培养活动，加强了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党员队伍建设，培养生产经营管理骨干500多名，发展党员200多名，促进企业发展活力。　

记者手记 打开“沉默的历史”

第一次看到康祥庭，这个身材魁梧（身高180）的老八路战士佝偻着，他坐在病房的一个角落里，头微微低垂着，已经和寻常的老者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病痛的折磨，近两年他多半卧病在床，肺力不足，说话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这让采访变得艰难。

我们试图从他的夫人、女婿那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年轻的时候，他很少说关于抗战的事情，他总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不值得一提。1982年，他的老战友——邓小平的警卫员陈友贵来访，才跟我们说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在康祥庭的夫人的眼里，丈夫是一个很沉默寡言、实诚的男人，在清匪反霸的时候，家里生活清苦，此时康祥庭在恶霸家里发现了好几箱金灿灿的黄金，居然看都不看一眼就交上去了。

“爸爸很少说它们打仗的‘威水史’，就是看到电视里那些抗日神剧，他才会插一句‘你们不懂，真正的战场可不是这样的，残酷得多，到处是破败的尸体，血肉模糊……’”在大女婿的眼里，岳父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从来没有让子女接受‘照顾’，不管是读书还是就业的时候，他都不会去找关系，总是告诫大姐他们要勤恳，要靠自己。”

“对党绝对地忠诚，从小到大他都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别人说一句党的不是，他都很难过。党安排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无条件服从。”这，是儿子眼中的父亲。

坐在我们眼前，不是一位沉默的老人，而是一部“沉默的历史”。这部历史记载了一段个不平凡的爱国救亡岁月。我们从一枚枚残存的勋章，从亲朋好友及其战友口中窥见了泰山片叶，窥见那一段历史的沉重与辉煌。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韦静 方宇 林丹丹 陈海堂）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林绍梧：曾在泰国战场拼杀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听林老的故事……

　

林绍梧，1931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13岁即成为泰国曼谷抗日义勇队队员，1945年4月入党，1949年回国。1954年11月以来历任海口电厂（现电力设备厂）、潭口电厂（现电力线路器材厂）书记、厂长，海南叉河电厂副厂长、厂长，海南电力工业公司副经理，海口火电厂筹建处主任，海南省电力公司企管办公室主任。1995年离休。

　　

房门开了，一张笑容可掬的脸，给原本背光的走廊添了些许亮色。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绍梧，眼神仍有着年轻人般的清亮，那是历经岁月洗涤才会有的通透。

　　

“我的故事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满头白发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着说。采访于是变成了听故事，我们欣然与林老坐上他的时光机，一起回到那个醇酒般的浓情岁月，林老用记忆为我们编织出海南电力发展的历史长卷。

　　

老人的一生都在追求光明。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追寻光明的世界；和平年代，他倾尽全力成为送达光明的使者。“这辈子与光明打交道，值！”

　

马蹄声碎 少年一身是胆泰国抗日

　

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在战争年代只身飘洋过海，远赴泰国寻找父亲——你别以为这是电视剧里的离奇桥段，这可是林绍梧的亲身经历。

　

8岁那年，林老的家乡文昌遭到日寇铁蹄践踏，林绍梧和村里一个小伙伴商量着去寻找在泰国打工的父亲。不料刚走到海口，小伙伴就打起了退堂鼓，母亲这时也追到海口，苦劝他留下来。倔强的林绍梧谁也拉不住，孤身一人从海口坐船去了湛江，又从湛江坐船去到曼谷。

　

在那里，林绍梧几经辗转，不仅找到了父亲，也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灯光。这灿烂的灯火，让年幼的林绍梧心驰神往，更为他开启了生命里的光亮。

　

当时，他的父亲和大哥都在泰国一个碾米厂做工，他们介绍林绍梧进入曼谷机械厂，当上一名小学徒。在那里，林绍梧对什么都好奇，学什么都快，所学的电力与机械知识，为他日后从事电力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际上，曼谷机械厂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工厂，在这里，他接受了抗日救国的启蒙。不久，经过审查，他被吸收进了由党领导下的曼谷抗日义勇队，党组织安排他一边在夜校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参与革命斗争。

　

在抗日义勇队里，林绍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积极地为党工作。他人小鬼大，曾在深山里为党组织的兵工厂站岗放哨，也曾化妆成送餐员去侦察敌情，协助大人们反奸，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表现突出，1945年4月，14岁的林绍梧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绍梧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1949年，他在党的安排下回到海南，投身于海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

　

荣归故里，点亮琼崖不灭灯

　

　回国后，林老先后当过军事代表、澄迈土改队长，1954年进入海南机械厂。此时的林绍梧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同年，他调任海口电厂担任书记。从此，林绍梧投身于电力系统，一干就是41年，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　　

　

早期的海口电厂，设备极其简陋，生产环境落后，只拥有几部日本人留下来的柴油发动机，发电量也只能勉强供应海口、琼山地区。担任海口电厂书记后没多久，林老便开始着手筹建海南第一台汽轮发电机组，并于1958年投产发电。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台汽轮发电机组是“万国牌”的，也就是使用各个国家的零件，自己拼凑起来的发电机组，虽然容量达到1000瓦，基本解决了海口地区的用电供应，但是煤质差、污染重等问题在初期一直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在海口电厂的“万国牌”汽轮发电机组成功投产发电之际，林老又被调任海南潭口电厂筹建处主任，后来还担任了潭口电厂支部书记兼厂长。

　　

“在潭口电厂的时候，那个艰苦啊，粮食非常紧张，我都发动职工种植甘蔗来换吃的用的。”林老谈到潭口电厂筹备初期的情形时说，“找吃的成为工厂运转的头等大事”。1962年潭口电厂成功投产送电以后，和海口电厂初步形成了海府地区的供电系统。

　

1960年，海口电厂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一场火灾致使海口地区的供电近乎瘫痪。还在潭口电厂的林绍梧临危受命，重新担任海口电厂厂长，全力挽救危局。

　　

他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设备大修。有一台锅炉烧得很严重，省里来的专家检查过后一个劲地摇头，称没有办法修好了，他偏不信邪，带领厂里的技术骨干爬进锅炉，直到最终修复。

　

由于火灾过后厂里发电设备奇缺，为尽快复电，林老甚至同前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拍过桌子，最终上级领导也拗不过这个爱岗如命又一身军人胆魄的年轻人，终于答应从北京永定河工程局暂调了一台440瓦的捷克进口柴油发电机给海口电厂，以缓解海府地区的发电缺口。

　　

说干就干 “8年抗战”艰苦而光荣　　

　

不仅如此，林绍梧还高度重视职工的健康状况。当时喝水都是从山上引，有一阵子当地疟疾横行，死了一些人，不少职工也因此生病。“解决水源问题必须打井。”林老派人到广州、上海了解情况，学习打井经验，这事让职工们非常感动，有员工送给厂长一个绰号——“西线司令部的司令”。

　　

在林绍梧的领导下，叉河电厂重新焕发了生产活力，当时缺少变压器，就连省电机厂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制造出来。“局里问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自行制造，我们就立下军令状，说啥也要造出变压器！”

　

说干就干，林绍梧风风火火地在厂里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大会一散，参与设计制造的职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电厂，吃住都在厂里，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全身奇痒无比，他们就擦药止痒，“没想到药性太大，我一擦脸，连眉毛都给擦掉了！” 林绍梧指着自己的眉毛笑着说，后来他们才知道，止痒用上海牌硫磺皂是最好的。

　

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变压器仅用15天就制造出来了！当年，电厂在全年无事故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供电任务，职工们杀猪宰羊举办宴会庆功的情形，林绍梧至今还历历在目，“职工们能吃苦，有干劲，很团结，那段工作真是艰苦而光荣啊”。

　

8年叉河的工作经历，林老称之为“8年抗战”。在被问到叉河电厂为什么能这么快走出困境时，林邵梧沉思了一会，缓缓说道：“既甘于奉献，又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智慧，这是电网人该有的精神。”

　　

从海南解放初期的海南行政公署电业局，到海南建省后海南省电力公司成立，林老见证了海南电力发展的点点滴滴，他把自己的喜与忧交付其中，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41载岁月碾过之处，铭刻着奉献的荣光，这份荣光至今闪现在林老炯炯的眼眸里，更珍存在不曾老去的心底。追求光明不止，无怨无悔一生，林老，愿您健康长寿，笑看海南电网在新时代的腾飞！

　　

记者手记：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一切得失都如云淡风轻，惟有事业重于泰山。无论是少年保家卫国时的勇敢，还是躬耕电网40余年的坚持，都透着一股胆识，一种担当，一份义无反顾，看淡自己，看轻名利，哪里需要去哪里，俯首甘做拓荒牛。这位有着65年党龄的老党员，用一生来诠释忠诚的含义。即便是现在，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海南电网，“融入南方电网大家庭，海南电网才有今天的跨越式发展”。

　

白驹过隙，岁月掠走人的青春，改变人的容颜，却无法泯灭这份忠诚的分量。林老记忆惊人，电网建设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曾经共事的人、曾经战胜的困难、曾经收获的胜利的欢乐，至今依然鲜活，化为生命的正能量，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时刻伴随着他。林老以及那一代电力人，为海南电力事业的发展打夯筑基，为后来者架桥铺路，托举起电力发展的未来，他们是真正的电力功臣。

　

是的，过去的一切无法忘却。之所以牢记，皆因投入；之所以无悔，缘于无私。用习总书记的那句诗词来形容林老那一代电力人的奉献，我想应该是恰当的：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邱宇 林丹丹）

　　 　　

鸣谢/海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中心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霍清林：纱布绷带是最好的武器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听霍老的故事……

1931年10月出生，山西洪洞县人。1943年1月参加革命，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员、护士长等。1955年离开部队转业后，先后到猫跳河乌江水电局职工医院、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器材厂卫生所任职。

“战场上，纱布和绷带就是我最好的武器。”抗日战争期间，霍清林是部队里的一名卫生员。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战斗中，一旦有战友受伤，卫生员就会冒死将他们迅速抬离战场，为他们治疗”，回忆起当年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情形，霍清林依然激动万分。

行医世家 子承父业 12岁投身革命

“1931年，我出生在山西洪洞县，家里是行医世家，父亲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大夫。七七事变爆发后，县城经常遭到日寇的扫荡，每隔三五天日本鬼子就来县城抢粮食，如果抢不到东西，他们就会烧杀掳掠，全家人不得不从县城逃到乡下居住。”说起当年日寇的恶行，霍清林愤恨不已。

“搬到乡下后，依然有很多人到我家找我父亲看病，后来才得知那些是地下党的同志。父亲为了掩护他们，将家中变成了联络站。那时年纪还小，经常在路口玩，一看到有日寇来了，我就观察他们有多少人，然后赶紧向联络站汇报，联络站的同志还夸我有当侦察兵的潜质”，霍清林回忆道。

1942年，霍清林的父亲遭到叛徒迫害去世，日寇也从未间断过对村子的扫荡。“犹记得那是9月的一天，日寇又来村子里扫荡”，霍清林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低沉着声音回忆起那段噩梦般的经历。“那一天，日寇毫无忌惮地肆意横行，闯进村民家中抢劫财物，还将大桶装满水，把村民的人头割下放进水中，一村百姓尽遭荼毒。”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心中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为保护年幼的霍清林及他的家人免受敌人伤害，地下党人随即将他们护送到太原军区。出生行医世家的他，从小对医术耳濡目染，决定子承父业，为抗战做出自己的绵薄之力。他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和支持。

1943年年初，年近12岁的霍清林告别了母亲与兄弟姐妹，找到地下党的同志，主动请愿到延安卫生学校学习培训医护知识。半年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当卫生员，正式投身革命。

首战冈村宁次 难忘负伤经历

1943年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提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调集重兵对太岳根据地实行扫荡，霍清林的家乡洪洞县也是战区之一。

“洪洞县一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子弹不断在耳边、身边嗖嗖地擦过，炸弹经常在身边爆炸，弹片到处乱飞。不过，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小，我从未感到过恐惧。” 霍清林说，“那场战役日寇派出一个集团军（近两万人）的兵力，比我军多上千人。部队的冲锋号一吹响，枪声、炸弹声随时都在响，作为卫生员要集中注意力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因为每次战斗都会冲到不同的地方进行现场救护。”

平原作战，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掩护的地方，卫生员的危险性可想而知。“每天都是提着脑袋在工作，越危险的地方，我们越要去，因为战场上肯定有负伤战友等着我们去救护。当时战场医疗条件又很差，药品稀缺，只有比较常用的碘酒、紫药水、红药水等，救护伤员很困难。” 背着受伤的战友撤离战场，敌人的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这样的体验，对于霍清林和其他卫生员而言，显然是家常便饭。“现在回想起，那个年代真是太残酷了。还记得战斗中有个年轻战士腹部受伤，肠子都流出来了，他还坚持用一只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另一只手持枪射击，最后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谈及这段经历，老人闭上了眼睛，摇头叹息了许久。

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霍清林在掩护战友时，身体被飞机投下的弹片炸伤。“当时距敌人炮楼大约100米，枪林弹雨中，机枪手、通讯员都在炸炮楼时中弹牺牲。”看着战友们倒在敌人的枪下，霍清林作为一名卫生员，本能地冲到前线上去。不料在运送伤员途中，还是被飞机投下的弹片炸伤。当时，他硬是咬牙忍着剧痛，将身边的战友背到了自己的背上，拼尽全身力气向安全地带撤离。

“鲜血浸透了我的衣襟，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战友的，只知道自己却昏迷了几天几夜才醒来。卫生队的伤亡是很大的，在卫生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死在了救护现场。我还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命大了”，霍清林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霍清林的戎马生涯却并未因此而结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依旧穿梭在枪林弹雨之间，舍生忘死，救死扶伤。

不忘初心 铭记历史

卫生员，就是捍卫生命的人，这是霍清林自己对“卫生员”这个工作的理解。1955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先后担任猫跳河乌江水电局职工医院院长、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器材厂卫生所所长等职务，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正是因为他的心里时刻装着患者，把解除病患视为自己的快乐，把救死扶伤视为最大的荣耀。他这一生，无一不与医护事业有关。

战争纵使远去，而霍清林从未忘记过去的艰辛。而今，老人离休已20余载，现在的他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几个子女也很孝顺。他经常和老伴在家做做家务，写写书法，还到老干活动中心参加各种活动。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关心着时事，关注着电网建设。每当看到国家发展有了新的成就，电网建设有了新的进步，都会忍不住鼓掌叫好。

“我常常跟儿孙们讲当年的抗日故事”， 霍清林强调，“我要让儿孙们知道，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要时刻铭记这段历史。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爱党爱国，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工作，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

在战争年代，抗击敌人，无论手中是枪，还是药箱，每位老兵都是一段传奇，他们在中华民族陷入危难时刻奋不顾身，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侵略，用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在和平年代，铭记历史，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龚婷婷 林丹丹 王雪）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邢国峰：号令三军 敢不用命

邢国峰，男，汉族，生于1924年8月14日。河南省临颍县台陈镇木锨吕村135号, 14岁时到临颍当兵。1940年在山西阳城黄河北93军10师4连当号兵，师长陈牧农；1942年陈牧农任93军军长，1944年陈牧农军长被执行枪决后被整编到14军，继续在连队当号兵；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回到家乡。

“我是个号兵”这是邢国峰老人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

据老人回忆，因家里太穷，1938年，年仅14岁的他便在临颍报名参军，因为他当时太小，部队不肯要他。“我为了生计死活不走,好说歹说才把我收下了,在临颍住了3天,就把我们几十个送到山西阳城黄河北93军。我分到10师4连在伙房帮厨。” 邢国峰老人说：“1年多以后改为4连号兵,没给我配枪,只给我配了信号枪,随后跟战友们一起参加阳城保卫战。”

“打的惨啊，好多战友就在我身边倒下，都来不及掩埋。我是号兵又因为身材瘦小，有很大的优势，要不然早就战死。”邢老回忆战争惨烈的境况时不断的摇头。

老人谈起吹冲锋号的情景，“冲锋号一响，全军都往上冲，将士敢不用命！”邢国峰老人大声地说。项目组成员站起来挺胸，头向上扬做出吹号的姿势。老人见状说：“这样不对，军号是要平着吹。”老人说，很少有站在高处吹号的，有敌人专门打号兵，站在那么显眼的位置，那不是找死吗。紧接着，老人以双手抱拳的姿势给我们演示了冲锋号、起床号、集合号，在演示过程中，邢国峰老人根据不同的种类，嘴里发出“滴答滴”、“滴滴答”、“滴答得哩”的声音，并用另一只手上下挥动，以说明音阶的起伏、长短。

随93军辗转抗战，传说军长是被陷害

1940年，邢国峰在山西阳城黄河北93军10师4连当号兵，当时师长陈牧农。“阳城失守后撤出从洪洞一直到洛阳,边走边打,到洛阳在洛阳驻守半年左右,后转战到宝鸡,在宝鸡将近一年左右,又到四川芦洲训兵,一年半左右又调往贵阳,在贵阳几个月坐火车到全州,到全州后部队又开拔。不久当时战区司令张发奎说我军没发一枪就把全州丢了,下令把我们的军长枪决了。”

邢国峰老人说的军长正是当年的师长陈牧农，1942年8月，陈牧农师长率部入川，进驻綦江，晋升为93军军长。老人说：“当时有传说，张发奎的侄子在我军违犯军纪，军长下令把他的侄子枪毙了,张发奎是官报私仇。根据老人的讲述，我们查阅了很多史料。据史料记载，1940年9月，陈牧农率所部第10师，进驻山西阳城。1941年4月，西线日寇牛岛师团由垣曲向东堵击；东线日寇谷寿夫师团由焦作攻占济源后，向西封锁济垣公路，兜了黄河中游北岸的底，企图围歼中国抗日军队。

此时，副师长病在西安住院未归，陈牧农师长抱病坚持指挥战斗，英勇顽强。攻占晋城，阳城之敌不断向南压击，围困第10师于析城山区域。第10师处境艰难，缺水断粮，仍坚守阵地40余天，后从日寇占领的济源城边突围成功，经坡头泅渡黄河。当时重病在身的陈牧农师长，最后被担架抬上一叶小舟，成为国军最后一位退出山西战场的将领。

1942年8月，陈牧农师长率部入川晋升为93军军长，编入赴印作战的攻击军团。尔后赴印中止。1944年3月，日寇岗村宁次聚集约20万兵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3军被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要去，驻守全州。93军于8月末进驻全州（当时叫全县），随即布防，准备坚守。9月13日，敌第40师团自湖南新宁侵入全州县，后93军因故撤出全州至兴安大溶江。

据邢国峰老人介绍，后来部队改编为14军，邢国峰还是在连里任号兵,在全州几个月又调往云南,走到半道接命令又到西安,在西安修整几十天调往去云安,又是走到半道接到命令又回到西安,回西安没多长时间,日本就投降了，重庆谈判期间，老人回家一直务农。

现场比试“拼刺刀” 坐讲格斗要领

在给老人做口述历史休息的间隙，一位工作人员在墙角拿起一根棍子，背对这老人做起了一个类似拼刺的动作，老人马上笑了。邢国峰老人示意向他刺过来，工作人员犹豫的看着他。老人爽朗地说：“尽管放马过来。”正待工作员出击后，老人一下用拐杖将刺过来的棍子拨到右面，然后迅速调整方向，向中间刺过来。工作人员吓一跳，赶忙躲开。围在一旁的村民见状都哈哈大笑，告诉我们：“老人身材矮小，但厉害着呢！”

在与我们现场比试完“拼刺刀”后，老人一边比划一边给我们讲述拼刺刀的格斗要领，老人说：“拼刺刀要拨、撩、左刺、右刺、中刺，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总之能消灭敌人就行！”

老兵何保林：野人山的惨烈这辈子都忘不了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何老的故事……

何保林，1920年12月13日生于湖南祁东县。1940年应征入伍，被分配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5军200师598团，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缅甸英勇抗日，保家卫国。从1945年2月开始，先后在昆湖电厂、昆明供电局任职。1980年离休。

8月，雨季中的昆明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天气凉爽，我们拜访了95岁的老远征军何保林。

一进门，何保林坐在沙发上，腰杆挺得笔直，保持着军人的严整坐姿。虽然正值盛夏，何老还戴着棉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拿着把扇子却在不停地扇。医生说这是疟疾的后遗症，他打日军撤退的时候得过疟疾，上了年纪总觉得自己像被火烧，所以扇子从没离过手。

讲明来意，何老开始为我们讲述他的经历，说到激动处，他甩开帽子，表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枪林弹雨的时代。虽然听过很多次，但是家里的大儿子何春生、二儿子何喜、三女儿何荣仙都围坐过来，认认真真地听着何保林讲述抗日那段艰辛却又光荣，工作后平凡却又无私的岁月。

脚踝处留下了至今清晰的疤痕

1920年冬天，何保林出生于湖南祁东县，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与父母兄弟相依为命。日军进犯，山河破碎。1940年，刚满20岁的何保林走上了参军报国之路。

何保林被分到的是第5军200师598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师。何保林加入部队时200师刚结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的血战，部队转到湖南祁阳接受新兵，开始进入整补阶段。1942年3月初，缅甸战场英军战局吃紧，200师进入缅甸支持英军作战，接替英军在同古的防务。何保林就在这支队伍里，“我们走了几天几夜进入到缅甸，当时没有地方住，就睡在大街上。缅甸人民看见我们都很高兴，拿着吃的东西来迎接我们。”

几天后，远征军的首战在同古打响。说起在同古激战的12天，何保林仍然眼含泪水：“仗打得非常惨烈，日军攻势凌厉。战士们都交代相熟的人，自己是哪年的人、家住哪里，希望如果自己回不去了有人给家里捎个信。我最信任的班长也受了重伤，被担架送走时他哭我也哭，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身边不停有人被抬走，何保林自己也受了伤，子弹擦过他的小腿，在脚踝处留下了至今清晰的疤痕。面对敌人他只有咬紧了牙，一声不吭坚持战斗。中国军队撤出同古，何保林跟着部队向棠吉走去。日军不断派出侦察机，没过多久，轰炸机就来了。丛林作战经验丰富的日军部队还躲在树上向他们忽然发起攻击，一开始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子弹从哪里来，不少人因此牺牲，后来大家才逐渐学会用枪榴弹对付这种伏击。

惨烈的野人山大撤退

那段路这辈子都忘不了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失利。何保林所在的部队被打散，经历了史上惨烈的野人山大撤退。野人山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往北就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东西被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持。谷中沿途都是原始森林，方圆数百里无人，据说有野人出没，故被称为野人山。

茫茫林海仿佛能吞噬一切，大自然成为了这些中国军人此时最大的敌人。没有补给、没有水源，还有日军的不断追击袭扰，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何保林被任命为班长，领着剩下的兄弟往外走。何保林回忆起这场仿佛没有尽头的行军，依然心有余悸。6、7月间，丛林里瘴气特别厉害，各类蚊虫叮咬散播病菌，水肿、回归热、疟疾、破伤风以及说不上名的怪病接踵而来，吞噬着这支疲惫、饥饿的队伍，何保林也在路上患上了疟疾。“就是想回家，无论如何要回到中国去。”

看到第一个中国人，何保林说自己脑袋里一片空白。

经历无数生死，何保林终于回到了云南。剩下的抗战岁月，何保林和战友一起驻守巫家坝机场。“我能活着走回来，很不容易，那段路这辈子都忘不了。” 何保林说。

以穿越野人山的毅力面对一切

1944年，何保林离开部队进入昆湖电厂当工人。此后近半个世纪，何保林奉献给了建设社会主义电网的事业中。

刚进电厂的时候，何保林在供电科是一个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工人，到退休前，他已经成为专家级别的昆明供电局生产科科长了。几十年里，何保林从头开始学，从认字到技术，从零开始到经验丰富，以穿越野人山的毅力做好工作。刚工作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50多公斤的铜导线从山底扛到山头上，打洞立杆都是体力活，何保林从来不叫苦叫累。从临时工到普通工人到技工，何保林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

1954年，何保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金马所党校里，他充分利用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了短短一年就把整个小学的课程都学会了。到现在家里还留着何保林认字的字典，翻着泛黄的老字典，二儿子何喜无比感慨地说：“这一点上我十分佩服我爹，工作上还是有相当毅力和耐力”。

在业务上，他一直追求精益求精

上个世纪60年代时，何保林家住得离抢修小组近，有段时间单位生产处在停滞状态，一旦有故障处理不了的时候，工人就会骑着车来家里找何保林，他二话不说就跟着去现场，帮忙解决问题。

何保林长期从事线路施工工作，在多年的实践中，他总结创造了“用小夯坐杆根法”，使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避免了凭体力坐杆经常发生扭伤腰部的情况，同时还提高了工作效率。他创造发明的和合木横担单换横担法也同样取得节省人工、提高工效的显著效果。

解放初期，昆明市对第六路联合车站支线、莲花池至马街子发电厂一路、市区二路、火车北站等处线路进行改建。施工中，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何保林就大胆提出合理化建议，经采纳实施后，不仅降低了线损，还节约了原材料，共为国家创造节约价值近亿元（指解放初期的旧币）。

超级工作狂

经常病倒在工地上，被工人抬回家

为保证工作效率，何保林每天下班后还会用业余时间将第二天的工具、材料事先准备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认真推广流水作业法，每项工作计划均能超额完成。他注意言传身教，认真带好徒弟，用心采用找窍门、教窍门的启发式办法，从而使徒弟能较快地掌握技术，顶岗作业。现在昆明供电局的老师傅还会对何喜说，“小何，我的技术都是你爹教的，技术太好了，接导线都没有毛疵，不会跳闸。”

昆明供电局的老领导曾经评价他是一头老黄牛，只管低头干活，不管抬头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何保林是一个超级工作狂，他时常利用休假时间外出查线，修剪树枝。直到60岁退休后，还因为经验丰富，作为专家被聘请去了当时的拓东水电队，70岁离开时，水电队已经发展成为拓东水电公司。那段时间何保林经常病倒在工地上，被工人抬回家，住院都住了好多次。“完全是在拼命”，家里人都很担心。所有的事情都要亲临现场，质量和安全都要亲自把控。直到70岁时，家人实在不忍，强制何保林回家，他才放下工作任务，好好休息了。

总是第一个到单位

无私奉献舍小家

笔者去采访的时候，何保林的老伴因为不慎摔倒，在床上休息。三女儿何荣仙做了饭送到里屋的母亲那里。“我母亲不容易，我爹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都是老母亲在操持。从小到大，我爹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一次，连家长会都没有去参加过。”

说起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三个子女异口同声：“我爹对我们关心很少，全心全意都献给了国家。”

在子女的印象里，小时候一家人一起吃饭，从来都没有父亲的影子，到了晚上10点多，家人都睡下了，父亲才一身泥巴的回来，母亲给他烧好水，他洗洗澡就去睡觉了，早上7点钟又出门工作了。何保林总是第一个到单位，一进门就忙着扫地、拖地、烧水，这个时候同事才陆陆续续来上班，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退休。

困难时期，家里吃饭都困难，几个孩子嗷嗷待哺。但是何保林在巡线的时候，会把自己微薄的工资分发一些给路上看见的穷苦人。在听说湖南家乡的哥哥生活困难时，他也会寄一些钱回家。为此，老伴没有少和他吵架，但吵架归吵架，老伴还是非常理解他，尽量打理好家庭，并且抚养好四个孩子。

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守本分

二儿子何喜说自己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守本分。80年代，上大学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何保林在知道自己的儿子有机会上大学进修的时候，向组织建议把名额让给更年轻的人去，“让更适合的人去吧！”在儿子眼里，他一辈子没有用公职为自己谋过私利。

听着儿子女儿对他不顾家里不关心儿女的“抱怨”，一直激动地和我们说话的何保林安静下来，嘴巴动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长子何春生感慨道：“也是自己长大了工作了以后，才更多地理解了父亲。没退休前回家看望父亲的时候，他都把我们往外赶，让我们赶快回去工作，说是要好好照顾设备好好守着变电站。”

一生跋涉穿越历史，何保林用穿越野人山似的毅力与执着做好每一件事，无论是战场还是工作，何保林说他只是在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民族危亡之时，他出生入死保家卫国；和平时期，他对党忠诚、严于律己，向后人完美呈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忠诚、干净、担当。

最骄傲的事情

1、一生对人和善。在战争年代，当着班长的他对手下的兵很关心，士兵对他都很好，把他当亲人对待，生死关头也是先为他着想。在工作后，当了领导的何保林也是没有官架子，和大家同吃同干，事事亲为。

2、救过两个人和一头牛的性命。有一次工作的时候，何保林发现有两个人触电，他做了正确的急救措施，并且帮他们做人工呼吸，最终救了那两个人。还有一次救了一头触电的牛，牛的主人是个老奶奶，感谢他并一直在冲着他磕头。

长寿秘诀

1、何保林不抽烟、不喝酒、吃得少，坚持自己出去买菜自己做饭，直到86岁后摔了股骨，才让儿女帮他做饭。早饭时就煮点面条放点葱花，平时爱吃清煮白菜和水果。何保林最爱吃红烧肉和青辣子炒肉，现在每周子女要给他煮一次，但他只吃一点点。

2、年轻时体力很好，150公斤的担子他可以自己挑很远，五公里不在话下。退休以后早晚也会经常出去走走路、散散步。

3、在儿女眼中，何保林长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爷子心态很好，从来不羡富不嫌贫，不争抢荣誉，吃得了大苦，心中有大爱。

儿女寄语

1、父亲一辈子以身作则教会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工作要埋头苦干，对得起国家的期望。

2、父亲苦了一辈子，希望他现在能好好吃，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希望他健康长寿。希望在父亲有生之年好好照顾他，希望我们能多陪伴他几年。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昆明供电局新闻中心 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鲁正中：在异国他乡谱写可歌可泣的战歌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鲁老的故事……

鲁正中，1927年2月生，云南禄丰人。1944年加入青年军207师献身革命，从此走上了远征军抗战的道路。从1949年12月开始，先后在禄丰县第三区公所、盐丰县人委会、大姚县农业局、水利局工作，1979年正式进入大姚县电力公司工作，1987年10月离休。

“把优良老革命军人作风传承到下一代”

“他性格爱静，无欲无求，与人为善，从小教育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拿公家一针一线，把优良老革命军人作风传承到下一代，父亲这一点最让我敬佩”。抗战老兵鲁正中女儿张燕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探寻南网系统内参加过抗战的老兵，笔者联系到88岁高龄鲁正中老人一家，但得知鲁老身体状况不大好，遂将采访重点集中在鲁老三女儿张燕身上。鲁正中老伴2001年已去世，育有三个儿女，大儿子、二儿子因身体原因都已不在，现老人移居至楚雄与三女儿一家生活。

近年来老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各种病情日益加重，更严重的是眼睛玻璃体混浊和角膜炎，一直“纠缠伤害”着鲁老。在家人眼中，鲁老喜好安静，不喜欢与人交际，那段火红的革命记忆也只是儿女小时候才听他聊过，现在年龄大了面对90后的孙女他更不愿多想和多谈。

在异国他乡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鲁老出生在禄丰腰站一个普通家庭，1944年在昆明中山中学上学。12月初，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大批知识青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踊跃参军。当时年仅17岁的鲁正中，一腔热血，带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青年军207师献身革命，从此走上了远征军抗战的道路。当时，在中国战场抗日形势最艰苦的时候，为了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保障滇缅路生命线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10万余精锐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入缅对日作战，在异国他乡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1945年春，鲁正中随部队从昆明巫家坝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即“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学习驾驶技术。那是很多青年学生兵第一次坐飞机，以前张燕曾听父亲说过那段“惊悚”的记忆：升空后运输机颠簸剧烈，战士呕吐不止，飞入高空机舱内温度骤减，大家都抱成一团，在印度汀江机场着陆，下机时全身都失去知觉。

数据显示，截至1944 年年末，先后有10万名中国士兵在兰姆伽受训，国内师以上高级指挥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在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反攻胜利后，中国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在印度兰姆伽训练了7月后，鲁正中所在的中国远征军驻印辎重兵暂编汽车第一团在团长简立少将的率领下，分成4批驾军车沿着史迪威公路从印度北部经缅甸分批回国，运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返回昆明。在这条唯一的后方补给线上一走就是半个月，17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山高水险，弯多箐深，头顶还有敌机轰炸，鲁正中和部队一起艰难地挺了过来。

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鲁正中跟随辎重部队将战备物资拉回南京，后按上级安排去了杭州参加了电气职业培训，之后分配回各省家乡，正式退伍。

谈起岳父这段红色经历，鲁正中女婿满怀感情地说：“他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把抗战老兵精神传承了下来，这种精神是民族魂的精髓，现在一直传到我闺女身上，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幸福生活是需要付出的，要勇敢担当，懂得奉献。” 本身也当过兵的三女婿来自东北，到云南生活了三十多年，对那段远征抗战历史很有感触。

大山上本没有路，硬是踩出一条道

1948年10月，回到家乡的鲁正中来到禄丰县腰站华山小学教书，期间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鲁正中接受父母安排与妻子结婚，并生下大儿子。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鲁老与妻子感情和睦，生活幸福。后组织安排鲁老到外地工作，妻子就一个人打理着这个家。“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出生，但是后面听父亲和大哥说，我的母亲相当能干，是邻里大家伙口中的‘能力者’，既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还在一个乡镇食馆做经理”，张燕回忆说。

1949年12月，随着禄丰县第一区临时人民政府的成立，鲁老先后在禄丰县第三区公所、盐丰县人委会工作，后送到昆明省水电训练班，学习小型水轮机发电技术。1958年底，因大水灾盐丰县合并大姚，鲁正中参加省水电训练班学习后，回到大姚县农业局、水利局等地工作，利用所学技术与电业局一起修建小水电站。1979年正式进入大姚县电力公司工作，担任过大姚变电站站长职务，到1987年10月光荣离休。

那个年代，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大山上本没有路，硬是踩出一条道。“在建三岔河电站时候，我母亲曾说他每次回家都是穿破鞋，因为鞋子都走裂开了；作为技术员之一，父亲那时在家画过很多草图，当时我认不得那个就是电站设计图，还老是扯了撕碎玩。”回忆起小时候这段有趣的经历时，闲时张燕还偶尔被父亲打趣。

从平凡小事中能看到抗战老兵的作风情怀

在工作上，最让家人印象深刻的是，鲁老做事从来都特别认真，任劳任怨，公私分明，从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中能看到抗战老兵的作风情怀，在女儿口中甚至是有点“思想顽固”，“小时候家里面要砌一口灶炉，母亲说从门口有人建新房处先拿几块砖来用，因为也就只需要几块，却被父亲一口否决，他常说，不乱拿公家一针一线，就算是几个螺丝钉，自己买来才的踏实。”女儿张燕说，鲁老总是严于利己地教育子女，认真做事，踏实做人，从小形成良好家风，一直传承。现在在自己女儿身上得到全面体现，女儿乖巧懂事，成长优秀，大学研究生毕业就到北京打拼，工作努力，令人骄傲。

张燕与自己二哥是在大姚出生的，虽然大学毕业工作后就在楚雄定居但对家乡还留有一定的情怀。“今年过年时带着父亲回大姚，县城变化太大都看不出来了，原来电力公司变电站都变新的了，想带父亲看看他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只可惜他眼睛不好看不动了”。现如今鲁正中老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无法行走出远门，晚上8点多就习惯早睡，他告诉家人虽然睡不着，但还是要上床去躺的，因为一直睡偶尔还能睡几分钟。鲁老虽然耳背，但喜欢看报纸、新闻，眼睛不好就用放大镜，“他想了解国家形势，听说小时候就看《参考消息》，现在哪个国家在哪、有多少人我不知道还主动问他，他都清楚”，女婿对此津津乐道。

点点滴滴都是爱

采访即将结束，张燕回忆起父亲点点滴滴的挚爱，她说：“父亲的表情神态、言谈举止无不表露出对国家的热爱，从无抱怨，心态平和。”家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鲁老的身体，因为他不喜欢麻烦别人，有苦处不说反倒还安慰别人，从不让儿女为其担心。

说起对电网系统的寄语，张燕首先感谢了多年来公司对离休鲁老的关心，并希望电力系统的发展能变得越来越好，更好地为地方服务，有责任担当，特别是许多贫困偏远地区，要将老一辈电力人扎根底层、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不忘历史，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刘宗全 阮松萍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大姚供电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魏中立：土坦克掀掉鬼子炮楼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魏老的故事……

魏中立，1929年2月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1945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参谋长等职。1958年6月转业下地方，先后在贵州猫跳河水电工程指挥部、木工厂、水电工程处、贵州水电厅安装公司、贵州送变电公司任职。1989年5月离休。

扛活小伙 夜逃参加八路军

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河北宝坻县，年仅16岁的魏中立在地主家里扛活。

在魏中立扛活的地主家里驻扎了一个讨伐队的日本兵。“日本鬼子坏透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魏老依然愤恨交加。“北方的粮食都是一屯一屯收拾起来的，日本鬼子居然跑到人家粮屯里拉屎。当时还是我去打扫的，对日本鬼子是敢怒不敢言啊。”

“后来，宝坻县区助理找到我们这些穷人，秘密在一个大庙里开会动员我们去参军打日本鬼子。我和跟我一块扛活的伙伴商量，要是跟东家说我们去参军，东家肯定不让，怎么办？跑！”

于是两个小伙伴6月12日晚连夜赶了30多里路，终于找到了区助理说的集合地点。

“区助理连夜又把我们送到连队，连队就驻扎在一户人家里，看样子似乎刚打完仗，一群人围着在炕上说话，炕头上有个小方桌，架着十几条枪。”说起参军的第一天，魏老任然记忆犹新。

连队干部看魏中立个子小，给魏中立选一条马二环步枪。

但是这条相对较短的马二环步枪对只有十六岁的魏中立来说还是很长。“我们晚上冒雨行军，枪都是倒着背的，我一路走着，那枪头就一路磕着我的脚后跟。”魏老笑着说。

护体神功 土坦克掀掉鬼子炮楼

“第一次打鬼子是1945年在玉田县。炸鬼子的炮楼。”谈起第一次打仗，魏老有些兴奋。

“日本鬼子都猫在一个炮楼子里面用机枪射击，我们在炮楼对面的民房里埋伏着，打不着鬼子啊，心里很着急。这时候连队就想了个办法：上土坦克！”

看过老电影《小兵张嘎》的朋友，都会对片中民兵用土坦克接近炮楼的情节记忆犹新。魏中立他们的土坦克和《小兵张嘎》里的土坦克大同小异：找一个木头架子，上面蒙一床棉被，用水浇透，木架子上再牢牢的系上一根绳子，防止土坦克下面的士兵炸楼成功跑步及时或者负伤牺牲，后面的人拽绳子及时把人拉回来。

准备就绪，一名负责炸楼的士兵钻到土坦克下面，推着土坦克慢慢向鬼子的炮楼靠近。刚靠近鬼子的炮楼，敌人的机枪对准我们的土坦克就是一通猛烈的射击，这时候，土坦克不动了。“人牺牲了嘛。”魏老回忆说。

后面的人赶紧往后拽绳子，土坦克在拖回来的时候被路上一个土坎卡住了。连队干部把魏中立叫来，让他去把土坦克卡住的地方抬一下。

魏中立猫着腰跑到土坦克边上，把土坦克抬离土坎，刚一直起要，鬼子一梭子就扫了过来，子弹擦着魏中立的右脸射过去，把魏中立的脸拉了一个大血槽。“要是敌人的枪口往右边偏一点点，我就没命了。”魏老心有余悸的回忆说。

作为一名新兵，魏中立负伤后就被撤了下来。后来，解放军还是用这不起眼的土坦克把敌人的炮楼给掀了。

“现在想想，那只能算轻伤，轻伤是不下火线的。那时候刚参军嘛，也不懂，连队干部说撤我就撤了，要坚持下来，也能亲眼看到鬼子的炮楼被掀掉。” 魏老说。

清剿伪军 差点被打断一条腿

1946年攻打宝坻县，驻守宝坻县的是皇协军，魏中立是工兵，负责炸城门。 “当时是晚上，尖刀连先发起冲锋，架着云梯往城楼上爬，结果被皇协军一个个都给用刺刀捅了下来。”

这时候，指战员发出命令：工兵准备冲锋炸城门！

魏中立提上炸药包，刚从掩体里站出来就被城墙后面的伪军发现了，伪军一枪就打在他右腿上，大腿上被打出碗口大一个洞，血流如注。随即，魏中立被送到战地临时医院治疗。

“后来我想，这二鬼子是怎么发现我的呢？原来啊，我那个炸药包是白色的，当时也没想到用墨水啊什么的把它弄黑一下，那时候又是晚上，我一出掩体，敌人就盯上我了。估计是瞄着我的炸药包一枪就打过来了，正打在大腿上，幸好没伤着骨头。要是往右偏一点。打在炸药包上，不仅是我，我周围的人都得完蛋；往左一点，打在肚子上，我也得完蛋，往左往右都是要命的啊。”魏老回忆说。

湖南剿匪 鬼门关里走一遭

1949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后，蒋家王朝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妄图利用湘鄂川黔边缘区的地理条件，在湘西建立反共根据地。他们勾结地方股匪，组建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还有“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等成建制的10多股反动武装，总数达10多万之众。

1949年9月，魏中立随部队到湖南剿匪。在和土匪进行一次惨烈的交火之后，魏中立头部负伤栽倒在一条小河沟里。

“部队卫生员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昏迷了。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颅骨受到严重损伤，有裂纹；脑门上的头皮横着一分为二，一块皮耷拉下来把眼睛都挡住了，一块皮翻上去都盖到头顶了。”魏老激动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卫生员用两个药包上下一捋，把两块头皮捋回原位，简单包扎一下就送我到战地医院。到医院做了手术以后，医生认为我颅骨有裂纹，又躺在河沟里感染了，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直接就把我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护士把我推到其他伤员住的房间，他们笑呵呵的说：‘太平间的回来了。’我才知道，之前我是住在太平间里，鬼门关里走一回啊。”魏老回忆说。

转业地方 与电结下不解情缘

1962年11月，魏中立被调往贵州送变电工程处工作。

1958年6月，魏中立从空军某大队参谋长转业下地方，先后在贵州猫跳河水电工程指挥部、贵州送变电工程处工作，1989年5月在贵州送变电离休。

在猫跳河水电工程指挥部工作期间，魏老先后担任过行政科负责人、木工厂厂长、水电工程处队长等职，经历了我国梯级水电站开发最早、并且较为完整的河流之一——猫跳河梯级水电站群的建设。在贵州送变电工程处（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前身）工作期间，魏老先后担任过行政办公室主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工程处副主任等职务，见证了贵州送变电公司第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第一个220千伏变电站、第一条500千伏输电线路、第一个500千伏变电站工程的建设，也见证了贵州送变电公司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

心系企业发展 时不时回公司看看

1989年5月从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离休后，魏老也长期关注着南网的发展，关注着企业的发展。

一直到今天，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参建的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建设，魏老也非常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公司开始承建500千伏电压等级输变电工程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说我们赶上超高压时代了。今天，我们公司有能力承建1000千伏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想不到特高压时代我也赶上了，非常好啊！”魏老说起这事儿格外兴奋。

离休后，魏老现在除腿脚不太方便之外，身体没什么大碍。“能吃能喝能睡，每天看看新闻。”魏老笑呵呵地形容自己。

魏老也长期关注着南网的发展，《南方电网报》和《南方能源观察》期期不落，自己不能到公司去拿，就要求公司离退办工作人员送到他手中。同时也关注着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的发展，时不时会要求家人陪同他回到公司来看看，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刘宗全 阮松萍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大姚供电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李子龙：我曾是一名机要员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李老的故事……

李子龙，1928年10月生于河北顺平，15岁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正式参军，从事机要工作，立过三等功两次，荣获渡江胜利和解放西南、华中南、华北纪念章各一枚。1951年转业后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府机要室科长、楚雄州盐丰县委书记、禄丰钢铁厂党委书记、楚雄州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后与电结缘，到水碾二厂当革委副主任，后任巡检司电厂筹建处副主任、小龙潭电厂指挥部副总指挥长，1986年离休前任云南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业绩曾载入大型文献《开国将士风云录》（第四卷）等。

十四五岁时，我加入了儿童团

1928年10月，我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完县（现改名顺平县）狼牙山脚的一个小山村，那是第一个革命老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我还在村小念书时，日本鬼子已大举入侵中国，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平原硝烟四起。当时，我们村设点有抗日民主县政府，由于家是贫农，县公安局就住在我家正房。鬼子为了干扰、报复县政府，通常在春播、秋收和严冬时来村抢牲口抢东西，烧、杀、抢、掠无恶不做。

我的大哥是村上第一个党员、第一任村支书，负责组织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十四五岁时，我加入了儿童团，负责村中的消息传递，只要山头 “消息树”一倒，我们就赶紧通知群众疏散，“坚壁清野”，不让鬼子抢到东西。开始各家各户挖“地窖”藏物藏人，后来演变成全村连通的地道。这期间，由于鬼子经常扫荡，我只能到乡里刘各庄上“游击高小”。通常老师会背着一块小黑板，带着我们到场子里、“青纱帐里”、山沟里上课。在进步老师的影响和带领下，我边读书，边抗日，并于1943年入党。

听到枪声马上就地卧倒，保护好“武器”

1944年12月，我正式参军。由于机要任务的特殊性，我没能直接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拼刺刀，但几个主要战役都经历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张家口争夺战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正规战役。张家口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占领多年。当时我在华北军区十三分区司令部作机要译电员。为适应形势需要，部队在蔚县进行整编，成为华北第二纵队，司令员是杨得志。这次战役，我们与西北贺龙部队联合行动。为了隐蔽，大冷天的部队也得夜行军，行军途中太困了大家还可以边打瞌睡边走路，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头上戴着一个夜间工作时照明用的煤油灯玻璃罩，很宝贵但易碎。

之后西北、华北部队联合行动攻打桌资山，对方是傅作义的王牌35军，仗打得非常激烈，到战斗后期，短兵相接拼刺刀，双方死伤惨重。随后部队继续西进，准备打归绥（今呼和浩特）。夜行军中，不巧我们与敌军相遇，我军由东向西，敌军由北向南，天黑谁也看不清谁，有人向对方借火，一看帽徽不对，双方立即打起来，顿时枪声大作。听到枪声，我们马上就地卧倒，保护好“武器”——译电用的皮包和密码本，然后根据号音慢慢向自己部队方向靠拢。

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译电报

解放归绥后，部队仍往西走。包头是绥远省的工业基地、皮货集散地，还是通往河套地区的必经之道。解放包头最大的困难是气候恶劣，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十多度，行军休息时不能坐下来，更不能睡着，不然会被冻死。好在包头的守城军力量不强，而我军是大军压境，很快就攻下包头，取得战斗的胜利。

1948年至1949年间，形势大为好转，我军已改为大兵团作战。我们二十兵团是中央直属部队，当时我在20兵团67军机要科。解放石家庄是一场攻坚战，部队急行军一天一夜来回二百多华里，敌机在头上轰炸，战士们只能扔掉行李背包，轻装前进。仗打得很艰苦，虽然我军的武器有很大改善，但主要仍靠步枪、手榴弹加炸药包。我们机要科不分白昼黑夜加班加点译电报，以保准确、及时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大家都很紧张和辛苦。

石家庄解放后，我们部队奉命参加包围北平，四野的任务是进关打天津，关死东大门，形成兵临城下的军事包围，以政治攻势逼傅作义谈判。在全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傅不得不接受条件，宣布起义。从此，北平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多年的工作经历磨练了我的毅力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组织决定，抽调大批军队干部直接到地方工作。1951年8月，我调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机要室工作，之后又从县到州、从基层再回到省城，先后在农业、工业、财贸战线工作。

1969年春节后，我被分配到水碾二厂当革委副主任。水碾二厂是小三线时的战备配套电厂，我去参加基建，该厂建在一个山沟里，四周人烟稀少，距楚雄城十多公里。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基建安装和电厂设备80%的任务，后来因情况变化，根据上级指示，电厂“封存备用”，归口交省电力局管理，我们的人和厂房、设备也全部移交到电力系统，我个人也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党政、财贸系统转到电力行业，从滇中调滇南电业局，参加巡检司电厂的筹建工作，任筹建处副主任，小龙潭电厂指挥部副指挥长。

面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我都是只有一个心声，那就是服从党的安排，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多年的工作经历磨练了我的毅力，丰富了我的阅历，但也摧垮了我的身体。巡检司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油毛毡的工棚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离家远，几个月才回家一次。我在筹建工地上得了“甲亢”、心脏病，自己还不知道。1978年底，在组织的关怀照顾下，我被调回省城，到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工作，条件好多了，工作也稳定，与家人在一起。对此，我内心十分感激组织。

1978年11月，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受命于危难之中，在任书记的七年时间里，为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起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试验研究所工作引上正轨，并发展和扩大业务。紧接着理顺关系，整顿党组织，发展新党员，使单位面貌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离休生活：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党的68周年生日之际，离退休支部合影。

离休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经上级批准， 1986年底，我放下担子。

为了充实自己，离休后我开始有机会的安排每天日程。比如，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散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我还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听新闻，记录整理一些小资料，关心国家大事。最为得意的是，我还圆了一辈子不敢想的大学梦，走进了老年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大学历史，还学习了武术、花卉等专业的课程，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离休后，我还担任了十多年的研究所离休支部书记职务，虽然是义务劳动，但我都认真负责地去做，关心所内的发展，向所领导反映情况，提合理化建议。这大概就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吧。

老兵心声

我们那波人历经了祖国的沧海桑田，从战争走向和平，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成就。每当听到过去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逝去了，有的患老年痴呆了，在对他们深深追忆和惋惜的同时，我庆幸自己今天还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享受着党和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得以安享晚年。既然幸运之神眷顾，我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争取健康长寿，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千里姻缘一线牵

1951年秋，我由重庆调到云南工作，第一次在省政府办公厅大楼里，经领导一一向我介绍本部门的同志时，一眼相中了一位刚由省府机训队毕业分配到机要室工作的春城姑娘，我被她那双大眼睛和苹果似的脸蛋、以及她那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的性格所打动，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叫朱明琼，我们不仅是机要战友，也是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虽然见面机会有，但接触并不多。

我的领导对我的个人问题很关心，说“你已是二五、八、团干部（指25岁以上，八年党龄，团级干部），具备谈婚论嫁的条件，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当我把心中的秘密告诉领导时，他积极支持我大胆主动地去谈、去追求。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封恋爱信一一一张二指宽，仅有十六七个字的纸条。信的内容大约是：“XXX同志，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愿意吗？请面谈”。后来，我们交往了，并经过一年多的了解，观察，终于一南一北两个男女青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时候，举办婚礼可没有今天这种条件和排场，按规定和标准，组织批准拨给一定经费由单位一手操办，请了两桌客，开了一个简单舞会。因为纪律所限，只请了女方的父母、妹妹及本单位的同志。那时同志关系亲密而真挚，大家送了好多生活必须品，因为是供给制，经济有限，我们除了办点必须之物外，就是把俩人的行李搬到一块儿，一套新蓝布制服当礼服就结婚了！

几十年来，她随我东奔西走，无怨无悔，我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心满意足。此诗赠你表心意：边疆春城花飞扬，琼花开在滇池旁。聪明伶俐爱好广，争强好胜女中刚。工农文卫又马列，条条战线把名扬。牵手共渡六十载，永结同心迎夕阳！

女儿们眼中的父亲：没沾父亲一点光

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父亲是一个“公家”的人，家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下乡、出差、开会、学习，是父亲的家常便饭，他难得和我们说几句话，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从来不会用他手中的权力为家人儿女办一点点事情，哪怕就是搭一下他管辖单位的便车，父亲也会认为是占公家的便宜。在我当知青时，有一次我要从家返回知青点，想着父亲单位的车经常去那个方向，我便想请父亲帮联系一下搭个便车，可是父亲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拿钱让我去客运站买票回去。

我们姐妹4个从小到大的学习、工作都是自理自立，没沾父亲一点光，但却也确确实实做到父亲期望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知珍惜，不显摆、不恃强凌弱、不阿谀奉承、自尊自爱。对比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儿女安排前途的父母，我们也曾抱怨过，但是父亲的回答是：“我问心无愧”！

父亲从入党宣誓、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党指到哪就奔向哪，爱党、爱国、爱家，以至后来的爱工作、爱单位，任何人不能对党、对国家、对他的工作哪怕对他的单位说一个“不”字，其热爱和忠诚程度令我们折服！

2007年，父亲的事迹被载入大型文献《开国将士风云录》（第四卷）中。这是国家对一个忠心耿耿的老战士的最高奖赏，父亲视它为崇高的政治生命和精神嘉奖。看着父亲怀抱荣誉匾牌眉头舒展的笑脸，作为儿女，我们真切理解了一个勤勤恳恳为国家默默奉献四十几年的父亲，在得到党组织和国家的认可时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深深感受到一个革命老前辈的情怀！

女儿自述：三代人的党员情怀

在我们家祖孙三代的12个人中，有9个党员。

父亲1943年入党时，只有15岁，如今已有72年党龄。问及父亲当年的入党动机时，父亲的回答很朴实：“为了打鬼子，把小日本赶出去！解放全中国。”我们知道，在战争时期，入党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献出一切及生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事。母亲是解放后入的党，也有近60年党龄，“当时国家正在搞建设，入党是有觉悟、追求进步的表现，无尚光荣，是为崇高理想献身的决心，也意味着奉献。”母亲如是说。

如果说父母入党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爱党、跟党走、报答党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入党的我，一方面是希望更加完善自己，让自己得到更多的磨练、学习和提升，自我约束，追求一种价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家庭的熏陶，父母的要求和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所使然。

依然记得对着党旗宣誓那一刻的激动，也许是热爱，也许是期盼和等待后的一个结果，一种使命感。如今，家中第三代的入党，更多的意味着一种人生态度和选择、一种价值取向和追求，同时，仍是家庭教育观念影响的深深烙印。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口述/李子龙 其女李岚 整理/利佳 阮松萍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大姚供电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陈海顺：血腥味、烧焦味至今还记得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陈老的故事……

陈海顺，1926年12月13日出生，1934年开始参与对抗日寇战争，1945年正式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战士，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老打过“鬼子”，也参加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还到过贵州毕节剿匪……他的战迹趟过大半个中国，直到1958年转业后，才过上正常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这一年，陈海顺进入了电力系统，成为一名电力职工。

见到陈海顺，这位印象里的英雄已经是近90岁的白发老人了。陈老的精神状况不错，只是听力不太好。整个采访过程，全靠陈老的老伴徐碧荣奶奶，充当“耳朵”和“嘴巴”，给我们翻译、搭桥，才得以完成。

血腥味、烧焦味至今他都还记得

陈海顺出生在河南内黄县南传宝村，他出生没多久日本人就来村子里扫荡了。“鬼子都是穿着一样的衣服，儿时记忆最深的就是，看到这群个子偏矮，穿着黑色长靴，同一个颜色衣服的人，就得拼命跑。”陈海顺回忆着，“鬼子们成群进村，看到人就杀，进屋就拿，一切他们需要的都拿走，拿完了，还要把房子烧了。乡亲们都恨死鬼子了。”陈海顺说，第一次鬼子进村扫荡，就杀了半个村的人，血都把村子里的一条河染成了红色，血腥味、烧焦味至今他都还记得。

8岁就参加儿童团抗日

陈海顺说，抗日那些年，田里种庄稼的都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去打鬼子了，就连当时的他只有8岁，也参加了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做一些通风报信的事，一起抗日。“当时乡亲父老不要说穿衣了，饭都吃不饱，有点粮食积蓄的，都被鬼子抢了，能保住命就算万幸了……”说着说着，老英雄用手抹抹眼角。

陈海顺一心想着打鬼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从儿童团到民兵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游击队，再到1945年正式加入八路军一纵队二旅十六团，成为一名战士。陈海顺回忆说，那时就是跟着部队从东北打到延安，从延安打到贵州，打完鬼子了，还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了，还到了贵州毕节剿匪，这也是第一次到了贵州，“当时也没想到会和贵州解下不解之缘，在这里结婚生子定居了。”

24年的战争经历，全部都在这里了

陈老从裹了5、6层油皮纸的包裹里，慢慢、小心地拿出来他珍藏了多年的“宝贝”，除了多年打仗的奖章和纪念章外，还有一本战友的照片。“24年的战争经历，全部都在这里了。”陈爷爷的老伴徐碧荣说，“和老头子结婚后，他经常翻开这个相册，给我说他打战时候的故事，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现在基本上都‘走’了，只剩下老头子一个人了。再想见见‘大家’成了老头子心里最大的遗憾。”

裹得严实的油皮纸里，8个纪念章上面刻有淮海战役纪念、渡江胜利纪念、解放华北纪念、解放西南胜利纪念、解放东北纪念、解放华中纪念等字样，这些纪念章见证了陈海顺24年的战士生涯。

军人般作风 很顾家也很温柔

陈老笑着说：“1958年转业后进入电力系统，两年后娶了徐碧荣，我们还有一个儿子，生活越来越好过了，原来的苦日子也没去想了，我很好。”

说到陈海顺对自己转业后的生活很满意，那得从他来到贵州，娶到徐碧荣算起。1958年陈海顺从四十九师147团副连长转业到贵州省水电厅，成为一名电力职工。战士出身的他，很快就适应了电力工作。后来因为工作能力强，1963年到了贵阳供电局总务科担任副科长。退离休服务中心黄艳清回忆到：“当时我还刚进局里，就认识陈海顺了，他军人般作风，说一是一，不会含糊。后来我开始做离退休员工服务工作后，才慢慢了解他，他是个很顾家，很温柔的男士。”

说到顾家，也源于陈海顺娶了徐碧荣，有了家，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现在和原来根本就不能比，原来肚子饿已成一个习惯，顺军打仗，天是蒲盖地是床，没睡个安心觉。现在，我有爱人、有儿子，有自己的家，打仗时想都不敢想的，我现在什么都有了。”陈海顺激动地说。

想想，我们现在的好日子，也就是像陈老这样的老革命，拼了命打回来的，我们应该感恩和珍惜。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口述/李子龙 其女李岚 整理/利佳 阮松萍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大姚供电公司

来源：@南网50Hz

老兵汪大套：一辈子改不了当兵的脾气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汪老的故事……

汪大套，1927年生，安徽贵池人。11岁母亲病故，12岁到地主家帮工，1944年5月端午节当天（16岁），参加皖南新四军。此后一直到日本投降前，汪大套作为皖南新四军7师临江团的一名普通士兵，一直跟随部队在皖南打游击，其所在的排，在一次战斗中独立歼灭过一个班的日军小分队。从1964年5月开始，先后在云南水电建设公司、云南省电力局任职。1983年退休。

无论站立还是行走，他都会很自然地抬头挺胸

那天，连日阴雨后的天空仍然显得灰暗，笔者来到了汪老的家。走进有些破旧的住宅楼，沿着狭窄阴暗的楼道来到四楼，隔着老式铁防盗门，已经88岁的抗战老兵汪大套汪老，正面带微笑在门里等候着。

汪老腿脚利索地拉开门栓把笔者迎进了家里，满头华发下略显清瘦的面庞、瘦高挺拔的身躯让这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汪老显得俊朗矍铄。无论站立还是行走，他都会很自然地抬头挺胸，流露出军人特有的挺拔身姿和自信沉稳的气质。

由于一儿一女都已成家，汪老目前单独居住，家里还有一位保姆负责日常做饭和家庭打扫等事务。坐在九十年代初就添置的旧沙发上，汪老开始说起了过去的故事。汪老的右耳基本失去了听力，交流时笔者需要贴近他的左耳提高声调。但是听音困难的汪老说起话来却显示出不折不扣的军人味道：不仅说话中气十足，而且思路清晰表述简洁。提起曾经的抗战岁月和在艰苦年代的工作经历，汪老不仅思路清楚，很多细节经过回忆仍然能够娓娓道来。

16岁“小帮工”偷偷参加新四军

和家人一别就是5年

汪老的家乡在安徽贵池县，家在农村的他从小就过惯了贫苦的日子。11岁那年，汪老的母亲过世了。汪老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哪像今天的小孩子还能上学念书。”母亲去世后第二年，苦于生计的父亲把12岁的他交给村里一个地主家当帮工。那段时间，还不太懂事的他除了放牛、为地主干家务活外，最期盼的，就是能像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同龄人一样，每天愉快地玩耍和念书。在毫无希望的期待中，“小帮工”一直帮到了16岁。

安徽是传统的革命老区，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军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在汪老的家乡一代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及独立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对我们都很好，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好人，是给穷人做主的。”对共产党军队的朴素认识，让他对这支“为穷人当家作主”的军队有了好感。说起参军的经过，汪老记得很清楚：“那是我16岁那年的端午节”，汪老回忆说，1944年5月端午节，16岁的他和一起给地主帮工的5个小伙伴，看着别人合家团聚吃着丰盛的饭菜，而他们却住在地主家附近的牛棚里，吃着剩饭剩菜。相同的念头让他们作出了共同的决定：“走，参加新四军去！总比现在强。”这一天，离家出走的“小帮工”成为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游击支队的一名战士。

参加新四军的不告而别，让汪老和家人一别就是5年。“也是不得已啊，当时我们都没敢告诉父亲我们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汪老解释说，当时贵池县一代还处在日军的控制下。汪老回忆说，当时担心参加新四军会对家人不利，他离开前没敢告诉父亲，后来一直随部队四处打游击，也没有条件和家里联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离家多年的汪老才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

眼睁睁看着排长扑到了鬼子的枪口上

也许，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汪老觉得没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大型战役是一种遗憾。其实，他所属的新四军第七师，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统一编成的7个主力师之一，其骨干由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幸存的部队组成，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皖江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主力部队。而他的直属部队沿江支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阶段，多次粉碎了日军、日伪军及顽军的疯狂“围剿”，为巩固皖江地区革命根据地和日后我军的战略大反攻做出了重大贡献。

汪老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战斗，是1944年末和日军的一次狭路相逢。汪老回忆说，日本人当时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对皖江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是标准的“小米加步枪”，不可能和装备精良的日本人硬碰硬。沿江支队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式和敌人周旋，“一次转移时，我们排突然碰上了日本人的一个班，排长立即带领我们对敌人展开攻击。”汪老至今忘不了，战斗中，为了减少同志的伤亡，排长奋不顾身地扑向鬼子疯狂扫射的机枪那一幕。汪老说：“他当时就从我身边跳了出去，我眼睁睁看着排长扑到了鬼子的枪口上。” 这次战斗，他的排长和战友用生命换来了全歼鬼子一个班的胜利。抗击日寇一次次出生入死的经历，也让他对于生命有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理解。

我要是负伤了，你给我补一枪

1944年末到1945年初，垂死挣扎的日军在日伪军和顽军的配合下，对皖江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这是汪老所在的沿江支队最艰难的阶段，大家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汪老笑着说：“死我们倒不怕，就是怕负伤。”据汪老回忆，当时大家的念头是，宁可死了，也不愿意负伤或者当俘虏。因为一旦负伤，就跟不上部队；如果当了俘虏，可能会因为扛不住敌人的酷刑而投降。汪老说：“所以我们都和交情比较好的战友相互约好：‘我要是负伤了，你给我补一枪。’”也许是上天眷顾，出入枪林弹雨之间的他，到战争结束一直安然无恙。

那段艰难的岁月，也让汪老深深理解了“军民鱼水情”这句话。“当时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冒着生命危险留我们住，给我们吃的。”汪老说，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他们经常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在老百姓家里，为了不给老百姓增加麻烦，他们一般都睡在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就睡，即使冬天也同样拿稻草当被子。条件好时，他们能甜美地吃上一顿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大米饭。剩下的粮食每人随身背一袋，作为情况紧急时备用。汪老耐心地解释说：“就是后来电影上常放的那种裹在身上的圆形的长条米袋子，在山里打游击时全靠它解决吃饭问题。”

我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可惜那时胆小

根据汪老回忆，刚到大别山，他是一名侦察兵。当时游击队员没有统一的服装，大家穿得花花绿绿的，除了手里有枪，别人看不出来他们是游击队员。这也给他外出侦查提供了便利：“我们到敌占区活动不用化妆，放下武器就和老百姓一个样。”有个细节汪老一直记得：“当侦察兵是可以配手枪的，我也配了一把，不过是自制的土手枪，别名叫‘断腰蜂’（音），一次只能打一颗子弹。”那段日子里，他记不清多少次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脱险，也记不清多少回子弹从身边飞过。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汪老此时已成为大别山游击队负责人桂林栖的警卫员。“我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说起这段经历，汪老显得有些激动：“他们刚来时，部队大半都被打光了，没有重武器，也缺少必要的生活用品。到了冬天，连总指挥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没有棉衣穿。”这年冬天，汪老随桂林栖来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住处，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棉衣递到了两位开国元勋的手中。“那时胆小，没敢和领导说话。”汪老兴奋中略带遗憾。

一直改不了当兵的脾气 敢说也敢闯

建国后，汪老于1949年11月调入南京空军轰一师，担任机炮连指导员。1955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在轰一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他们主要负责机场保卫工作。1956年6月，汪老在福建汽车八团（038团）团部，担任营级协理员；1960年底，转调福建高炮团三营担任副教导员；1963年6月，在福建章州空八军某部担任协理员。1964年5月，脱下戎装的汪老转业来到了云南水电建设公司，此后的18年，这位昔日的抗战老兵和电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来到云南水电建设公司，军人敢说敢做的作风和对工作负责认真的态度，使汪老在基层重机队长的岗位上表现出色，他很快被调入机关担任组织部长。“虽然不当兵了，但我一直改不了当兵的脾气。”转业之后，汪老在工作中风风火火，敢说也敢闯，正像他对自己的评价：“很多事我不会去考虑那么多后果，想好了就去做。”这种做事风格，既让他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和提拔。

就是想多为职工做点事

1973年，汪老来到了云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当时是云南省电力工业局送变电工程处），先后担任公司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支书记和总支书记。于1983年退休。

回忆起当年在云送的工作经历，汪老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段顺口溜：“提干不提薪，粮食加几斤；升官不发财，麻烦找上来。”汪老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没想过为自己图什么，就是想多为职工做点事，多照顾那些困难职工。” 在那个条件相对艰苦的创业年代，汪老和其他干部一样，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汪老说：“我们到工地上，和一线工人一样住在施工队驻地的临时工棚里。运气好时，睡觉盖的被子是干净的，运气不好时，盖的被子很长时间没洗过，浑身都是虱子。”他外出工作常坐的小车，是一辆昆明牌小车，汪老笑着说说“有点颠，刹车还不太灵，好几次差点出问题。

要跟得上形势 社会永远在进步

对于云南送变电公司的发展，汪老说：“现在的施工技术，机械化程度很高，科技含量也很高。”汪老回忆说，他在云南送变电公司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线路施工时，材料运输主要靠人背和马驮，放线作业也主要是靠人力和一些简单的机具。而现在的施工变化很大，汪老说：“我看了公司的宣传片，现在放线施工都使用飞艇、无人机，巡线都用直升机了。”汪老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是：“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得上形势。社会永远在进步。”

看到云南送变电公司的发展，汪老说：“希望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好，现在每到逢年过节，公司领导都会来看我们。要是公司发展得不好，我们这些离退休的也不好过。”说起对公司的希望，汪老说：“要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学问和水平都是高的，要多重用他们，为送变电将来的发展铺好路。”

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闯，不能靠别人

汪老一生结过2次婚。第一任妻子，是1949年从部队回家探亲时，通过村里的人介绍认识的。汪老说：“她比我大2岁，认识后我们彼此感觉都挺好，就自愿结婚了。”结婚后不久，汪老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妻子则独自在老家生活。一直到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后，他才把妻子接到了部队里一同生活。汪老说：“我们感情很好，但是她身体不太好。”1950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1952年，他们又迎来了小儿子的降生。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一直相依相靠。后来，妻子因为肺癌去世了。而第二任妻子也在结婚后不长的时间，因为生病而去世。

说到孩子，汪老显得有些愧疚：“我没给过他们什么，没照顾好他们。”汪老从小就对孩子们说：“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闯，不能靠别人。”汪老的大儿子很争气，在铜陵铜矿工作时勤奋好学，很快当上了钳工，后来一直在铜陵工作和生活。汪老说：“后来我在送变电当干部，如果想把他调回来，也就一个电话的事，但我没那样做。”遗憾的是，大儿子刚满50岁时，同样因为生病离他而去。小儿子一直生活在汪老身边，长大后成为一名驾驶员。汪老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对他的工作给予特殊关照。

简简单单才是真

“生活上我没什么讲究，够用就行。”汪老的家，还保持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样子，客厅里的沙发“年龄至少20岁”，电视也很老式。卧室里摆放着一张旧木板床和2个老式的木桌子。

88岁的汪老一直保持着军人那种健康、规律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他一般6点半左右起床，洗漱完后，一口气喝四大杯水，然后出去小区公园里活动。午饭后，汪老午睡到下午2点左右，又出去外面和老伙伴们下下象棋。晚上7点半看完新闻联播以后，很早就上床休息。汪老对保持健康长寿的总结是：“早起早睡，看事情想得开。”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口述/李子龙 其女李岚 整理/利佳 阮松萍 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云南电网公司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人事部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大姚供电公司

来源：@南网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