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来临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止，日本共统治台湾五十一年。这期间，日本佛教各宗，伴随这军事的扩张，也积极地开拓其本土以外的教区，特别是殖民地的布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验。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开教历程上，其性格随着殖民的深化，以及侵略的扩大化，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历史面貌，若以台湾总督府对本地宗教的态度大致可区分为：旧惯温存期（1895—1914）、宗教调查期（1915—1930）、崇神敬祖精神强化期（1931—1935）三个阶段。无论如何，日据时候的宗教分期，所透露的讯息就是，殖民统治者是因应着统治的需要而调整他的宗教政策。

旧惯温存期

“旧惯温存”是指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初履新地，在完全不清楚台民的宗教信仰时，采取一种尊重、包容台湾旧习惯信仰的态度。

日本佛教初传来台，一方面着眼于教务的推展，一方面则为服务来台的日本人。许多资料显示，日本佛教部分宗派僧侣加入了当时领台时的征军，成为“从军布教师”，他们专事出征军人、军眷的慰问工作，之后落实到全台各地，故佛教各宗派（主要是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临济宗、真宗大谷派、真言宗）开始策划在此新领土上的传教工作。但是，由于领台初期日本人来台者都是军人、老师、公务人员之类，人数稀少，故传教对象就转为以台湾人为中心。

将台湾寺庙纳入日本宗派体系

由于日本佛教各宗初来乍到，对台湾原有的宗教不甚了解，为了要尽快地展开传教工作，自建道场乃缓不济急，故把台湾原有的寺庙不分佛、道、民间信仰纳入自己宗派的体系，就成为日本领台第二年（1896年3月）至1898年5月的普遍现象。如曹洞宗、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与龙山寺祖师庙（台北市）、开化寺天公坛（彰化市）、妈祖宫（台南市）以签定总寺分寺契约为之，或如曹洞宗、真宗本院寺派、净土宗、真言宗及日莲宗等五宗派欲将台北七官庙（文庙、武庙、天后庙、城隍庙、谷王庙、鲁公庙、昭忠祠）纳入各宗管辖。

台湾信仰的流失

1898－1899年间，因日本佛教势力的入侵，台湾本土各宗遭遇到经营的困难，将在台的传教补助及派遣费缩减或停止，使得在台湾的布教师不得不考虑自力更生。除了总督府的明令禁止之外，极可能是在经费拮据之下，减缓了日本佛教各宗吸纳台湾旧惯寺庙的态势，加上当初台湾的寺庙亦对殖民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无法掌握，故络绎不绝地加入日本佛教各宗派下，其实是为了“自保”。所以到了1901年二月由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真言宗（护国寺派、醍醐派）、天理教、黑住教等各宗派向总督府所提报前一年（1900）下半季的各宗布教情况指出，台湾旧寺庙向心力渐失、台民信众流失，各宗转而为向在台日人布教的情形。

日据时期的五大法脉

由于“旧惯温存”的宗教政策，整个日据时代影响台湾本土佛教至深且钜的佛教四大法脉（或说五大法脉）几乎都是成立于此一时期，这五大法脉分别为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苗栗大湖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
   昭慧法师为推动佛学教育，于1998年初在桃园县成立弘誓文教基金会，任第一届董事长。2000年初，倡导佛诞放假运动，得到台湾佛教界的积极响应和共同努力，使当局作出农历四月初八日为佛诞节的决定。
   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的开山是在1905年，主事者是善慧法师（1881－1945），他原是出身斋教龙华派系统，隶属日本曹洞宗派下，其主要的影响范围为桃园以北及花东地区。
   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的创建于1909年，开山为宝海和尚，但隔年（1910年）即聘本圆法师（1883－1946）前来住持，凌云寺派的发展主要是在本圆的手上成其事，隶属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下，其影响力亦主要在桃园以北。
   苗栗大湖法云寺派的开山者虽是福建来台的觉力和尚（1881－1933），但背后运筹帷幄的是其徒妙果法师（1884－1963），他是桃园平镇的客家人，早年亦是出身斋教龙华系统。1912年妙果礼请觉力前来苗栗大湖共负开山之责，从而开出隶属曹洞宗派下的法云寺派，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桃、竹、苗，唯台北亦有少数派下道场。
   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是原卓锡台南开元寺师徒义敏（1875－1947）、永定（1877－1939）师徒所开创，他们是1908年离开开元寺，而实际主其事者为永定和尚，加入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下，其主要影响力亦在云嘉以南。

西来庵事件:日本对宗教态度的转折

1915年“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年”事件）爆发，由于起义抗日的主事者余清芳（1879－1915）、罗俊等人，以台南市西来庵为中心，以宗教作号召，出入全台斋﹙鸾﹚堂。1915年6月起义，可惜计画不周，同年8月被歼灭，判死刑903人，有期徒刑467人，失踪859人，死伤惨烈震惊日本当局，是日据中后期规模最大、影响最钜的抗日事件。西来庵事件的主事者，藉宣传神佛的迷信方式吸引乡村农民劳苦阶层，这使得日本殖民当局意识到对台湾宗教的放任，极可能会危害到政治的稳定，而开始进行了全岛的宗教调查，总督府所委托的社寺课（相当于宗教局）主事者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提出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就是此一情况下的产物。

斋教的堕落：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

虽然“西来庵”事件完全没有斋教罗祖崇拜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或“弥勒下生”思想，也无斋堂涉入。而余清芳出入全台斋堂，表面上是以修筑庙宇的名义，广募捐款，以充实革命军的经费，斋教斋堂应无所知。但是，报刊的强烈暗示斋教涉入，使得“自保”的行动因而展开，五年﹙1920﹚之后“台湾佛教龙华会”终告成立，表明向日本佛教学习，切断与中国大陆本山的关系，将其总部设于嘉义市山子顶的天龙堂。盖“天龙堂”是取斋教三派各一字，先“天”、“龙”华、金﹙幢﹚“堂”为寺名。在整个日据时代，斋教三派与日本宗教统治当局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不无受到“西来庵”事件的牵连有关。

日本大规模调查台湾佛教信仰

佛教方面在“西来庵”事件后的第八年（1922）春，佛教与斋教的主要领导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五股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本圆法师、台北大稻埕斋教至善堂黄监、台北大稻埕斋教龙云寺住持陈火，在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丸井圭治郎的斡旋下，于艋舺龙山寺的“艋舺俱乐部”，会同一些知名僧侣、斋友，组成了“南瀛佛教会”，为日据台湾佛教最高联合组织，两年后（1924年7月），正式发行该会机关报－－《南瀛佛教会会报》，1927年1月改名为《南瀛佛教》，1941年2月再改名为《台湾佛教》，1943年底停刊。从《南瀛佛教》发刊后，基本上反应出日本殖民当局的佛教政策，全台各地的佛、斋教及民间信仰寺庙经由调查公布，以及各地方寺庙台帐（名簿）的刊行，台湾佛教的信仰内容渐次清晰 。

中日战争爆发后政策转变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宗教成为被积极改造的一环，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皇民化运动”中，日本统治当局针对宗教生活有所谓的正厅改善、打破迷信、排除陋习等诸项，希望营造“合理”的宗教文化生活，逐渐脱离旧信仰，并将之转移到尊崇皇室、神社信仰、皇民信仰上。日据后期所发生的“寺庙整理运动”，可以回溯到1936年7月，总督府所主办的，全台官军民有力人士所参加的“民兴作兴协议会”。协议会对总督府所倡的“为期国民精神之振作与彻底的同化，在民风作兴上所采取的政策”提出质询，总督府除了答覆以敬神崇社为中心的“敬神思想之普及”为首要政策外，还对旧有宗教、习惯提出了改善的政策，直到日本战败离台，日本殖民当局无不积极改造、加强精神强化，以消弥汉人的传统宗教内容。

日本发动的寺庙整理运动

1938－1940年是“寺庙整理运动”的高峰期。所谓“寺庙整理运动”，是日本统治后期，台湾岛民的固有信仰妨碍了日本的皇民化，而寺庙信仰为其中的一环。尤其在日本侵略战争开始之后，这种倾向更加强烈。日本本土国民精神提振的运动高涨的同时，台湾也展开“皇民化运动”。针对台湾汉民族的种种面向上，开始了提升、转化为日本精神的运动，运动之一就是废止道教体系的寺院。寺庙整理运动一开始如火燎原，波及甚广，许多寺庙的神像被集中一处烧毁。其中有些不忍烧掉的神像，全部集中在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土俗学研究室的标本室保管。 “寺庙整理运动”不仅本岛反应激烈，日本有识之士亦多有反对，其间所反映出的现象有三，首先，是全台各地的整理程度不一，其次，随着寺庙的神佛像被废，人心有浮动的现象，甚至倾向无神论，第三，程序欠完备，强行整理，使民心动摇。由于“寺庙整理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内外严厉的批判，加上必须考量台民的反日情绪，因此总督府在1941年，通告地方暂时中止“寺庙整理运动”。

日本对台湾佛教的影响

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事的每况愈下，到了1943年部分地区还是启动了“一街庄一寺院”的计划，强迫寺庙废合，这无疑是“寺庙整理运动”的再延续。随着日本的战事渐失利，殖民当局一方面加强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内容的改造，一方面，在各地主办“本岛人僧侣炼成会”，加强僧侣“皇国佛教化”性格。当时全台有两座佛教炼成所，一北一南，北部的“台湾佛教会北部炼成所”在1944年7月于中坜圆光寺开办，南部炼成所则是设于台南开元寺。但是随着日本不久战败，传统根性坚强的佛教或民间宗教，又逐渐恢复了气力，直到1949年之后大批大陆僧侣来台，台湾地区的佛教才又进入另一种局面。 日据时代来台的宗派有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禅宗（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木边派）、日莲宗、法华宗（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共八宗十四派，但是主要的在台布教中枢，无一例外，全都设于台北。 日本佛教的影响，在1949年国府来台后，在不断的传戒中渐次淡化、消失，而斋教因为在日据时代加入、认同为佛教的一员，战后在一波又一波的批判下衰微化、斋堂佛寺化、斋姑出家化，以致几乎消失殆尽。

台湾省佛教协会的成立

1945年12月17日，抗战胜利后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1946年2月25日，台湾省佛教会在万华龙山寺成立，选出本圆法师为理事长。台湾省佛教会虽成立，但是与中国佛教会的隶属关系不明，故在同年的lo月7日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光复初期的台湾佛教不免带有日本遗风，当一大批大陆僧侣的来台，台湾佛教渐次受到大陆佛教的多方面影响，随后全盘改造。

江浙佛教开始影响台湾

1949年来台的汉传佛教，主要是以江、浙一带的僧侣为大宗，其中又以苏北籍的为多，故又可称为“江浙佛教”。江浙佛教影响台湾佛教有三个面向：一是针对出家众的传戒；二是针对知识青年的大专佛学社团；三是与基督宗教、一贯道的诤辩、冲突。

江浙佛教为台湾佛教制定戒律

首先，江浙佛教对台湾佛教着力最深的是广传戒法。由于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僧侣普遍肉食带妻，宛如俗人，亦无法受人尊敬，因此认为只要僧侣严守戒律，即可摆脱日式佛教遗风。故从1953年初于台南白河大仙寺传第一次三坛大戒起，直到1987年“解严”前，每年由各寺轮传一次。“解严”后，中国佛教会影响力削弱，有能力的寺院亦可单独传戒，一年甚至有2—3次的传戒。

其次，提供资助、辅导大专青年在校园成立佛学社团。积极摆脱长久以来佛教被认为是“死人宗教”、“老人宗教”的印象，吸引知识青年的加人是最佳方式。方法则是普设大专佛学论文奖学金，这对当时经济普遍困顿的大专学生是很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这项措施相当成功。当年藉由佛学论文奖学金而学佛的大专青年，如今活跃于台湾佛教界发挥影响力者，人数甚伙。

斋教退出历史舞台

斋教的困境是来自内外，唯主要的攻击还是来自传统佛教。台湾光复初期，根据统计，截至1947年止，全台共有僧寺一百五十余，尼寺一百余，斋堂二百五十余，共五百余。僧尼三千余，在家之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三万余。看来，在日据时期之前主宰台湾佛教的斋教，虽未在光复初一枝独秀，但是，仍然和佛教旗鼓相当。唯随着以僧侣为正统的江浙佛教主导台湾佛教时，标榜在家身份的斋教就注定边缘化，加上其教义有三教合一的色彩，也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最后一蹶不振，甚至全面退出宗教历史舞台。
    20世纪60年代台湾接受美援，当时基督宗教在台十分强势与活跃，针对佛教的批判十分尖锐，一波波的冲突不断地产生。但是，佛教毕竟比较贴近华人社会传统，随着台湾经济的提升，佛教最终还是掌握了主流的地位。

新四大法派的形成

台湾佛教在江浙佛教长期的影响下，加上戒严的稳定发展，最终在“解严”前后陆续发展出“新四大法派”，可与日据时期的本土四大法派比美。这“新四大法派”分别为高雄佛光山、台北法鼓山、南投中台山、花莲慈济功德会。在这“新四大法派”中属于苏北籍的，分别是创建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与开创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南投中台山的惟觉法师则是四川籍；花莲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则是台中清水人。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意识与僧人太虚法师（1890—1947）有关。他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要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这种淑世利人的宗教态度，影响了当初大陆来台的大部分僧侣，星云、圣严就是其中之一。因之，他们开山立派的宗旨无不在落实或强化“人间佛教”。

慈济功德会：以慈善救济为理念

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亦以“人间佛教”为理念。她的师父为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1905—2005）。印顺法师，浙江人，为太虚法师的学生，但在“人间佛教”的理念上，印顺与太虚师生二人的理念不尽相同。证严皈依印顺法师后，时常以其师的“为佛教，为众生”自励，所展现的“人间佛教”面貌则偏重在慈善救济方面。

“方便”与“适应”的新理念

佛光山与法鼓山所标榜的“人间佛教”较贴近太虚法师的理念，与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不同。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或说“人生佛教”）在强调淑世利人上，以中国佛教传统为基点，有“方便”与“适应”的协调；而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强调在离神化、鬼化的过程中行菩萨道，但过程中不宜太过“方便”、“适应”，以免造成佛教的“庸俗化”。

新台湾佛教：江浙闽粤与日本佛教理念的融合

战后的台湾佛教，摆脱了日本佛教的影响，注入了江浙佛教的新血，形成“新四大法派”。日据时期的“旧四大法派”，虽然在1949年之后看似为江浙佛教所取代，但是其地方上传统的影响力并未全然削弱。台湾佛教山派、教团或个人喊出“人间佛教”的口号虽一致，但所展现的内容及形态各异，有各吹各调的倾向。不过，江浙佛教移植在台湾土地上后，又融人闽、粤南禅宗的传统，甚或日本佛教重学术研究的理念，经过彼此相互吸收与融合，更在“人间佛教”的催化下，形成了今日台湾佛教的面貌，是谓“新台湾佛教”。